在正确理解法医专业特点基础上，在不神化法医的同时，要理解很多问题并不是外界所言，所谓权力干扰，司法腐败，进行妖魔化法医。当前的司法鉴定，有体制上的问题，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问题，也有客观方面问题。将法医鉴定的问题主要归结为司法腐败，不公正，不客观，也不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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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民主与法制》2013年第29期。
　　
　　法医不是神，也不是鬼
　　
　　█本社记者李蒙


　　
　　不要神化法医，也别妖魔化
　　
　　我问刘良："有的法医说，看见了尸体就会很兴奋，你兴奋吗？"

    "兴奋？怎么会呢？"刘良一口否定。
　　法医也是人，普通人见了尸体的自然反应就是不太好，有点排斥，甚至有点害怕。对法医来说，自然不会害怕，但也并非没有一点排斥。直到今天，刘良对尸臭还是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但作为一名法医，尸体检查就是您的职责，就是有再大的反应，裹尸布一掀开，你就得赶紧上前去看。
　　"尸体对于法医，就像是一道需要你解答的难题；每一次尸体解剖和检查，对于法医来说，就像是一次考试，"刘良说，"你看到了尸体上有什么伤痕，甚至有什么印记，就会立刻去寻找可以解答这个伤痕或印记的外来的信息--公安怎么说，目击者怎么说，临床医生怎么说，有哪些信息可以解答这个现象？你就会绞尽脑汁地思考，不找到答案不罢休，这就是法医的工作状态。"
　　"学生到了考场上会不会兴奋？应该不是兴奋，而是全神贯注到试题上。尸体就是法医的试题。学生考试的时候是孤独的，法医其实也是很孤独的--一个案件的侦破有许多环节，其他环节都可以相互配合，唯独法医鉴定，你不可能指望别人，而是别人都在看着你，很孤独，又很有压力。"刘良谈起了当法医这么多年的切身体会。
　　做了30多年法医，对法医这个职业，刘良是怎么理解的呢？
　　刘良说，谈到法医，很多人会把它想成福尔摩斯，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犯罪难题。而有些法医工作者，一旦面对媒体，又喜欢只讲自己的辉煌（其实许多工作是一个团队做的），不讲败绩。让受众们听的过瘾，赞叹称奇，把法医职业神化起来，把某些法医神化起来。久而久之，被神化了的事和人，在真正遇到难题时，为了显得与众不同，在受到咨询时，往往要挑出蛛丝马迹，或只提自己也没有答案的疑问，或胡乱理论上分析一通。这样一通言论，往往又会迎合非专业的媒体或网民的质疑情绪，一个人的声音有时会被放得很大。但他的意见在专业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经得起检验呢？媒体和民众没有判断的能力。
　　事实上，法医和临床医学或其他学科类似，存在着许多难题，有些甚至是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精确的推断死亡时间，水中、火中、高坠、腐败尸体上的损伤方式、致伤物推断、损伤时间等，常常难度极大。而大家特别关心的死亡性质或死亡方式，虽然有相当的案件，法医能够判断，但事实上，死亡性质的判断是需要综合案情、现场、尸检、相关实验室化验，才能准确判断的。试想，一个往往只介入其中一个或二个环节的法医，凭什么在没有所有信息和情报的条件下，去承担起自己不该承担的任务？
　　目前，更有甚者，主张法医还要进行事件重建，犯罪分子刻画任务，刘良并不反对法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介入这些工作，但如果把这些需要综合情报才能解决的活，主动或被动变成必须干的事，只会是强人所难，也难免出错。最后挨板子的就是超范围发表意见的法医了。因此，国外的法医，在尸检或化验比较明确的情况下，才下死亡方式诊断。相当一部分无法判断的，就诊断"不确定"，最终的确定，由承办单位综合情报或由法院去判断。
　　因此，在正确理解法医专业特点基础上，在不神化法医的同时，要理解很多问题并不是外界所言，所谓权力干扰，司法腐败，进行妖魔化法医。当前的司法鉴定，有体制上的问题，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问题，也有客观方面问题。将法医鉴定的问题主要归结为司法腐败，不公正，不客观，也不理智。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黄静案加速了司法鉴定体制改革。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司法鉴定改革的内容。
　　《决定》的核心内容，是要解决"侦查机关自侦自鉴、审判机关自鉴自审"的问题，和"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改变当时公检法司、院校和社会鉴定机构多头管理的格局，将行业管理权统一收归到司法部。
　　10月1日，《决定》正式施行，从这天起，法院内部的司法鉴定机构被全部撤销，机构、人员都进行了安置分流；而检察机关因为监狱、看守所和工伤鉴定等领域的客观需要，保留了一部分鉴定机构；侦查机关的司法鉴定机构基本都保留了下来，但"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几年后，又规定公安系统的司法鉴定人员必须到司法部门备案，才能做鉴定。
　　将司法鉴定的行业管理权统一收归到司法部，受益最大的是刘良所在的大专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以前，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往往"爹不疼娘不爱"，院校的核心工作是教学科研，对于到社会上去做司法鉴定，不是很关注；卫生系统认为，司法鉴定是公检法的事，也不愿多管；公检法又觉得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在我的编制体制内，自然管不着。
　　"行业管理权统一后，终于有人管我们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司法部门反映了。"刘良说。
　　从2005年开始的司法鉴定改革，在刘良看来，"侦查机关自侦自鉴、审判机关自鉴自审"的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但又产生了不少新问题，而"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司法部门有了对司法鉴定的行业管理权后，发现自己的司法鉴定队伍兵不强马不壮，只有上海的司法部司鉴所这一家，于是招兵买马，急于扩张。一方面，收编了从法院系统、检察系统分流出来的司法鉴定人员，一方面，从院校挖掘了不少人才，不少临床专业的医生也进入了法医队伍。
　　刘良说，"临床医生与法医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临床以'相信'为原则，病人的话，家属的话，很自然地就会相信；而法医鉴定则是以'怀疑'为原则，只有排除了各种可能性，最后才会指向唯一的可能性，所以对病人、家属的话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临床医生转行搞法医，在思维方式上能否很好地调整过来，直接影响了他的法医鉴定质量。"
　　另一方面，院校法医学系自己培养的人才，有大量流失的隐忧。《决定》规定，申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需要法医鉴定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导致学生从院校毕业后，起码要工作五年，才能拿到司法鉴定的专业执业资格。许多人尽管担负着司法鉴定的繁重工作，有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职称、待遇、职位一直上不去，好多人忍耐不了五年，就被迫改行了。即使够了五年，也不是必然能拿到资格，好多人没有信心等下去。所以刘良建议，对于每年解剖、鉴定达到相当数量、水平确实够了的优秀人才，是不是能够适当放宽条件，不一定要等五年才给执业资格？
　　而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目前大量的社会鉴定机构，存在着很大的管理难度。全国的社会司法鉴定机构，有几百家，虽然都归口到司法部门进行行业管理，但相比于以前在公检法的鉴定机构的行政管理，管理起来要松散得多，管理力度也受很大影响。
　　以前当事人对某个司法鉴定不满，可以给公检法部门施加压力，公检法部门就会派人来调查处理，还有一定的救济渠道。而现在，社会鉴定机构作的鉴定，当事人去找谁，谁去调查处理？司法部门的调查往往是程序性的，他们并不具备判断法医鉴定是否有明显错误的学术水平，往往是让行业协会来处理。而行业协会比起原来的公检法机关，其实处理力度是缩小了。
　　中国现在社会鉴定机构林立，有几百家，水平良莠不齐，其实没必要有这么多。荷兰一个国家，才五个法医鉴定机构。2009年，由中央政法委牵头，选出了十家国家级权威司法鉴定机构，有最高检、国家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等政府编制内的鉴定机构六家，社会鉴定机构有四家，包括司法部司鉴所、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中山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近年要扩展一批，争取东南西北中都有所覆盖，刘良所在的同济医学院法医系的司法鉴定中心在积极争取。
　　
　　司法鉴定中的腐败问题不能简单化
　　
　　司法鉴定中的腐败问题以前确实存在，但在刘良看来是被严重夸大了，媒体和民众往往看到任何没有公开的环节，就很自然地怀疑存在着司法腐败。其实，法医鉴定中存在着大量死者或当事人的隐私，许多血腥、暴力、私密的场景和行为，不能向社会公开；有的犯罪手法向社会公开了，可能起到了传播犯罪技能的作用；许多专业上的学术问题，往往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
　　在刘良看来，故意做错法医鉴定，后果往往不仅是工作失误，而且涉嫌违法犯罪。敢以身试法的法医总是极少数，中国的法医队伍总体上肯定是好的、值得信任的。
　　过去公检机关自侦自鉴、法院自鉴自审确实可能存在司法腐败，现在虽然将司法鉴定机构交出去了，但选择哪家社会鉴定机构来做鉴定的权力，依然在公检法机关，依然会存在寻租的司法腐败。
　　现在的社会鉴定机构，投资人往往是有钱的老板、律师和原来从事过公检法工作的人员，司法鉴定所能够办起来，必然有一定的利益驱动，在利益驱动之下，需要寻找案源，就给了公检法机关的腐败分子在司法鉴定环节的寻租空间，这是需要时时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