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追问法律背后的良心

■  本刊记者  李蒙

在文学圈边缘行走的我，曾在多个作家聚会的场合听他们感怀“八十年代”：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小说，某作家的一个中篇打响了就够吃一辈子；而现在，人们只在上下班途中匆匆买一份都市报看上两眼，回到家就打开电视，谁还有功夫看小说呢？难道是铺天盖地的社会新闻占据了文学的舞台吗？

现代报业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发达，挑动和满足着人们对社会新闻的无餍欲求，社会新闻尤其是法制新闻，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消费品。人咬狗，暴力，凶杀，性侵犯，遗产纠葛，贪污诈骗，这些新闻我们竟是如此需要，一天都不能离开，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任报纸、网络、电视，它们告诉我们一切决非虚构，而小说里的世界则是虚构的，空洞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真是这样吗？

我想起了须一瓜，这位我十分喜爱的小说家。她本名徐苹，是《厦门晚报》跑政法战线的女记者，几乎每天都有几百字的社会新闻发在晚报的尾条上，所以她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就叫《尾条记者》。有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她成天写这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社会新闻，仿佛是全厦门最无聊的人。但采写政法战线的社会新闻是她养家糊口的本职工作，至今她还说，自己在文学上是个业余写手。

但这位业余写手，2000年起步，2003年成名，2006年就当选为厦门作协副主席，在中国文坛已经是响当当的名作家了。她其实在告诉我们，小说可以透视新闻后面的更真实的人类生存状况和精神宿求，就像巴尔扎克说的那句话：“小说揭示的是人类生活的秘史。”

小说比新闻更“真实”

须一瓜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几乎每篇小说中都包含一个或多个法律案件。限于篇幅我不可能详尽分析她的大量小说，只想解剖一只“麻雀”，《第三棵树叫和平》。

小说开头就是一具被截为“三段五部分”的尸体，案件已经告破，死者是一位来自山区的农民工杨金虎，杀害他的是她的妻子孙素宝，她不堪忍受他的家庭暴力和性虐待，某律师事务所的戴诺律师被指定为她辩护。办案法官觉得这个案子稀松平常，律师所的主任也认为是“简单案件，随便弄弄就算了”。甚至孙素宝本人都因为害羞不愿向警方和法庭说出丈夫的虐待，只说他“脾气坏”，因为戴诺是女律师，才向她道出了详情。

戴诺却决定认真办案，为孙素宝取证。孙素宝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有丈夫刻下的“荡妇”文字，她将丈夫在她身上刻字的事告诉过家乡丈夫的舅舅。戴诺决定到孙素宝的家乡那个边远山区去取证，所有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劝戴诺“爱玩找别的事玩”。戴诺还是去了，山区闭塞贫穷，乡民们认为“律师就是为坏人辩护的人”。孙素宝的公公婆婆本来恨儿子喜欢媳妇，婆婆还遭到过儿子的多次毒打，虽然道出了真情，却因为怯懦不肯在笔录上签字。舅舅不肯为孙素宝作证，还说杀了丈夫她就该去死。在山区，丈夫打妻子是家常便饭天经地义的事，而妻子杀丈夫是不可原谅的。孙素宝的结拜姐妹跟戴诺谈了一次，就躲着再不肯见她。戴诺吃尽苦头费尽周折，最后无功而返。孙素宝的公公婆婆临别时让戴诺带个纸条给媳妇，希望她回来照顾三个孙子孙女，但因为舅舅的反对，他们最终也没有在笔录上签字。

回到城市后，所有的人对孙素宝都不同情，只觉得这是个“女人杀老公”的小案子。最后，孙素宝被枪决了。

透过这个小说，作者揭示了“前现代”的贫穷山区和“现代”的城市里，人们其实对孙素宝的犯罪和最后被枪决都负有责任，全社会都对她负有责任。中国还远没有到“后现代”，而是“前现代”的愚昧和“现代”的冷漠，共同扼杀了杨金虎和孙素宝这两条生命。

这个案件如果是真实发生的，反而没多少新闻价值，因为它司空见惯，不是“人咬狗”，而是“狗咬人”。最多也只配在都市报报尾发个“豆腐块”，“一进城打工女残杀丈夫并五马分尸”，过些天后再跟踪一条，“残杀丈夫的打工女已被枪决”，如此而已。至于丈夫虐待妻子的情节，是不能报道的，因为没有证据。

其实任何事件一经发生就无法还原其全部真实，证据不过是事件发生后留下的痕迹，而并非事实本身。新闻报道其实只能从证据推导出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这样的“真实”是有限的，不完满的。文学里有个词叫“意识流”，而证据只是“事件流”里几块露出水面的礁石，新闻记者只能踩着这些礁石战战兢兢地到达“真实”的彼岸，一旦礁石松动，记者就可能一脚踩空，陷入泥潭沼泽里。

新闻报道还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名誉、人际环境甚至思想观念，除了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所有人的权益都不能被伤害。在这个案件里，孙素宝的公公婆婆，杨金虎的舅舅，还有法官，律师所主任，还有许许多多人，他们的权益都不容许在新闻报道中受到伤害。所以，面对一个案件，新闻报道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无奈，不可能是赤裸裸的“真实”。

这也就是须一瓜为何在白天忙忙碌碌地做完采访报道后，还要在夜晚点灯熬油地写小说的原因了。只有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才能摆脱新闻报道的束缚，揭示出一个恶劣的伦理道德的困境。两千年的封建礼教扎根在中国人心底的性别歧视主义，纵容着男人对女人的暴力，而所谓传统道德不仅不去保护女人的生命，反而充当了替暴力助纣为虐的角色。一种深沉的悲凉感笼罩着全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比新闻更真实的“真实”。

小说要接新闻的“地气”

60年代出生的须一瓜在福建北部的一个邮电大院里度过了童年，成年后在父母的安排下成为邮电职工。但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从小又酷爱文学。1985年到1988年她创作了许多小小说，成就斐然，得到过全国性的大奖，还参加了1990年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虽然写作发表选刊都不成问题，但她却越来越怀疑小小说，也怀疑自己。1988年她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兼职做律师，开始投身到法律工作，就放下了文学创作的笔。但律师职业也很快让她产生了怀疑，她发现当一名好律师不光凭法律知识和论辩才华，更要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而这是她很不擅长也不愿去做的。于是她又转了行，到厦门做了记者，算是又跟文字结了缘。

因为有律师背景，她开始跑政法新闻，很忙很累，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看到和感悟着一般人不一定能看见的东西。她开始在电脑里写些非新闻的东西，但并没有投稿的意思，只想写着玩。在厦门的著名诗人舒婷是她多年的好友，两人总是一起交流美食美容，却从不谈文学。直到2000年的一天，须一瓜鬼使神差地冲动了一下，请舒婷看了她电脑里的东西。舒婷看完后兴奋得像个孩子，当即推荐到《人民文学》……很快，她电脑里的小说都变成了铅字，找上门来约稿的文学期刊也越来越多。而这时，她搁笔已有整整十年。

到目前为止，须一瓜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很丰厚。《淡绿色的月亮》写丈夫在遭遇入室抢劫时的毫无反抗使妻子丧失了安全感，动摇了对他的爱情，其实隐藏的内核却是一名警察在火车上遭遇抢匪时为众多旅客的生命安全没有反抗最终遭众人唾弃的故事；《雨把烟打湿了》写一位努力奋斗的成功人士只因为出租车司机不愿在大雨中送他走15分钟的泥泞道路就将司机杀死，而他在妻子、家人、朋友、同事眼中都是一个完美的好人；《有一种树叶春天红》中写了许多情杀案，最终通过女主人公的自杀揭示的是她对爱情的幻灭，表明了世间本没有绝对纯真不可动摇的爱情……而她，却还没有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

须一瓜说，她写得不多，毕竟是业余写手，报社的事要用心，有时有一些时间，创作也在状态，可是，刚坐下来打开电脑，电话就来了，乱七八糟的事务就来了，接了一通电话，感觉和状态就可能走远了。曾经也想放弃新闻职业专心在家写作，但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她说，“我的小说一定要接新闻的地气”。

她说，新闻提供事物性的真实，小说开掘的是内在的真实。记者的职业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方便和优势，没有其他岗位能给她提供这么直接进入社会、人生各领域、深入各类心灵的机会。不管写不写小说，她都珍惜新闻职业，所有的播种都有收获，新闻自然会回报她的创作。

小说透视法律背后的道德良心

在一份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版上，都市生活的戏剧每天上演：死亡、暴力、邪恶，正义、英勇和善良。作为一个市民，我们在这戏剧中扮演角色的机率甚低，但是社会新闻版上的故事开拓着生活的可能边界：欲望能走到哪里，命运多么诡异，罪如何发生罚如何降临……

　　所以，这是一个想像的区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我们透过匪夷所思的情节隐约地感受到冲破生活常轨的种种力量，震惊而亢奋。社会版肤浅但丰盛地满足了我们对“故事”的本能需求。

　　相比之下，这个时代的许多小说家都有缺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有问题，他们太像作家，除了家务事就是写作，然后就是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文学生活”，他们未能找到一种深入了解他人、拓展经验的恰当方式，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意愿。当某位小说家说他正在“准备”一部长篇时，你不要以为他会去亲自接触他可能写到的医生或律师，会重走一遍小说中提到的街道，他也不会去查阅资料，写十几本笔记，他通常只是睡足了觉，然后，胡思乱想。所以，他没有资格埋怨读者，是他无能而不是文学无能。

而须一瓜如鱼得水，漫游于广大的都市，她那法制记者的眼光宽广而尖锐，在生活、人性和伦理的极限上观察世界，她的小说里无一例外地都有案件：日常生活突然断裂，人物遭遇无可逃避的考验……

　　须一瓜具有狐狸般的现实感，她所知太多、所见太多，她不能满足新闻式的眼光，她的目的并非判断，而是让各种声音充分论辩，如同一个英美法系的法庭，但陪审团在小说之外。作为读者，我们看到，“意义”世界如何在尖锐的考验中暴露为层层叠叠的幻觉和疑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罪与罚之间有着多么模糊游移的地带，看到我们自己难以委决、难以安居的精神境遇。

　　须一瓜的小说总是直指法律案件背后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困境，她对法律背后的伦理道德的追问，总是令我们汗颜到无法面对。她的追问所展示的人类理性光辉已经照耀在我们身上，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怀疑，我们能好奇的只是，这样的追问还有走多远，这样的光辉还能穿透到多么深的人类灵魂的黑暗地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