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太宗本纪》载：（武德九年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颉利寇泾州。乙亥（二十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己卯（二十四日），突厥寇高陵。辛巳（二十六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颉利至用户渭水便桥之北。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泾州在京师长安西北四百九十三里，武功离京师一百五十里。于一日之关，突厥南侵竟达三百里以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镇泾州的罗艺，如果稍加抵抗，突厥的入侵决不能如此之速。这种情形是过去绝没有的，实可惊人。

第二：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如果真的大败突厥，则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决不能到达渭水便桥之北。可知敬德纵有小胜，必有大败。最低限度必被突厥击破一个缺口。不然，突厥决不能飞越唐军阵地而南进到渭水便桥之北。

第三：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事变中太宗的一个功臣，当时的官职是泾州道行军总管；泾阳是京师长安北面的重要门户，敬德所率领的必是唐太宗最精锐的军队。敬德在泾阳不能堵御住突厥的军队，而让他们侵到渭水便桥之北，必定是太宗在力尽智竭之后，不得已的结果。

  至于以后突厥的退去，《隋唐嘉话》说：

   卫公（李靖）……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靖巴陵、擒萧铣、荡平扬越，师不留行，皆武之。于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

   《隋唐嘉话》为刘餗所著。他是天宝初年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他的父亲子玄是有名的史学家，他的哥哥贶也是史官。他们父子兄弟前后任史官三十多年，对唐初史事记载的真实性，远超过高祖太宗实录。因此，他的记载是可信的。他既记胡兵退的原因是“靖请倾府库以求和……帝从其言。”则突厥之退，确是因为已经得到太宗的重赂。

   数年以来，颉利可汗说所率的突厥军，虽然频来寇掠，但是经唐军的严密防御，终不能为大患。及玄武门事变以后，颉利可汗便大举深入，直抵渭水北岸便桥，迫得太宗除“倾府库赂（突厥）以求和外，别无法可想。其中原因，是特别值得提出检讨的。

   李世民之所以敢以6骑亲赴突厥大营，原因很简单，突厥无心攻打长安，只是为了金钱而来，颉利大军兵临便桥之日，所派心腹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入见唐太宗一节最为重要。据《执失善光墓志铭》透露，执失思力此番入见，并不是《资治通鉴》中所说“以观虚实”，而是“入朝献策”。执失思力献策的详情没有记载，但是唐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说明是接受了执失思力的建议。

    虽然旧史中记载唐太宗对执失思力大加呵斥，但是将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一事却可圈可点。须知门下省是宰相官衙，并没有禁囚场所，门下内省在宫城之内，位于太极殿侧之左延明门外，门下外省在皇城之中众多官衙的最北端，侧邻又有禁卫军官衙，因此，这里是安全的场所。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是唐太宗刚刚提升的自己的亲信高士廉——他恰恰也是跟随唐太宗在便桥会见颉利可汗的六骑之一。这不是拘禁了这是保护使臣。

    唐太宗要与颉利独自交谈时，宰相认为太过轻敌，“扣马固谏”，试图劝阻。此时的唐太宗却信心十足，他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实际是唐太宗不大想让身边人知道自己与突厥讨价还价，有失大唐皇帝的身份。唐太宗“独留与颉利语”，无疑是为解决军事危机、解除长安面临的战争威胁秘密地讨价还价。同样是由于之前有执失思力的沟通，唐太宗清楚“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所以“卷甲韬戈，以金帛”，即以金帛换取突厥的退兵。唐太宗当天还宫，说明唐太宗和颉利可汗之间达成共识。

     如同当年高祖李渊称臣突厥使唐太宗“痛心疾首”一样，便桥订盟的屈辱也必然使他“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