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土木堡之变，不一样的于谦，不一样的英宗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勾心斗角的内斗史，皇帝、文官集团、武人集团、外戚、宦官、功勋等之间互相倾轧、激斗。文官们都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原因很简单，历史是文官写的，即使文官集团失败了，也可以在历史里写成胜利，皇帝，并非一定是胜利者，这在明朝最为明显。

    人类文明主要是以文字为载体，而文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揭示了这个真理。

   文官们掌握了绝对的历史书写权，诚然，大部分人都是呆瓜，尤其是中国人，从无质疑精神，正史里说什么就是什么。历史的关键在其逻辑而非罗列一堆资料。文官们写的历史自然要极力诋毁对手，武人、宦官乃至皇帝，只要和文官集团不和谐，那都是被抹黑的对象。这不奇怪，人人皆有私心，如果历史都是武人写的，那自然要处处诋毁文官集团。最不可靠的就是《明史》，这部由投靠满清的东林党遗老遗少编撰的历史，还有奴才张廷玉，将武人、宦官乃至皇帝都极力贬低，而把文人和文官都极力拔高。

     从土木堡之战，到威宁海大捷，甚至到贺兰山大捷和应州大捷，历史记录中无不可以看出贯彻着这种思维。由于威宁海大捷是大宦官汪直和其党羽王越参与的，贺兰山大捷是阉党王越主持的，应州大捷是重用纵容宦官的明武宗指挥的，因此这些大捷就都要黑，否则怎么说明我大明文官的伟光正呢？

     大明一开始是极度重武轻文的，《大明律》规定文官不能封公侯，最多是伯侯。明朝时基本沿袭元朝，也仅仅分封世禄，按官员级别分封，中山王徐达年俸五千石，高于一品俸禄一千多石近五倍。建文帝时期，重用文官，但时间很短暂，朱棣取得皇帝位后，五次出征北伐，武官地位又远在文官之上。宣宗时期，由于大部分武官都支持汉王朱高煦，而宣宗是文官竭力支持的，所以武官地位有所下降。英宗时期，武官试图扳回这种局面，最好的方式就是打一场大胜仗，而英宗皇帝刚刚亲政，文官系统把握朝政不愿意放权。于是土木堡之战的背后也隐藏了文官和武官系统的内斗。

                   一、土木堡之变的关键：缺粮

     明朝初期，北元残余势力强大，北部边防是重中之重，为随时应对战争，今天山西北部一带各处要塞都备有大量粮草，以此来应对可能突然到来的敌人。这些要塞包括大同、宣化、万全。查不到正统14年的边镇粮草的具体数字，但根据万历6年的边镇粮草可以推测大概，万历6年瓦刺早已衰落，山西北方边镇的粮草只会比正统14年的数额要低，根据《会计录》记载，万历6年山西实征小麦591951.31石，其中运到边镇的有112480石。这些官仓主要是宣府镇龙门广盈仓、怀来广阜仓、新兴仓、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信屯堡仓。也有少数运到偏关、雁门关和宁武关。草料方面，万历6年山西全省征草3602991束，起运到北方边镇的3544850束。不仅有粮草，还有布帛。

    土木堡之变，英宗御驾亲征，到达大同后，正统14年8月戊申到达大同，仅停留两日，庚戍就开始东撤，未发一兵未做一战，这是英宗亲政后第一次御驾亲征，无功而返不说，基本上就是仓皇而逃，这绝对让皇帝颜面尽失，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一个，粮草不足。

   英宗御驾亲征路线上的大型粮仓皆有兵部负责调度，征集粮草，发运粮草由地方政府负责，而粮仓的收支调度由兵部负责，粮草的钱币折算以及登记是户部负责。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准，存粮大约四年。大军出发是在正统14年7月甲午，此时当年的粮草不会完全起运到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所以如果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缺粮，需要负责任的是当地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员和兵部主管后勤的官吏。

     看起来是两个人需要负责，地方行政官员和兵部官吏，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于谦。1430年（宣德五年）33岁明宣宗知于谦可担重任，又逢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同时兼都御史，管理诸镇税粮兼练卒抚民，乃御书于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自本年始至正统十二年（1447）11月止，巡抚晋豫共计18年。于谦不仅是河南和山西的最高行政长官，还是兵部右侍郎。正统十二年五月，父于仁卒，享年80。七月，得悉父亲病故，累章泣请回乡终制。英宗不许，仅命回乡奔丧，并遣行人汪琰谕祭，令有司营葬。十一月于谦奔父丧，及是起复返京，适罢山西、河南巡抚官，正式做兵部左侍郎。正统十三年五月，母刘氏卒，回杭奔丧。六月就回任上。明朝以孝制天下，于谦又不是张居正，不得不夺情。也真少见。

      正统十二年九月，于谦貌似不再负责山西、河南巡抚，实际上还是负责山西和河南防务。只不过换了个名字，以都御史的名义负责，以前是以兵部侍郎遥领巡抚，现在是以都御史遥领巡抚，一直到土木堡之变前，于谦一直都是山西和河南两地的巡抚，最高行政长官，在正统十二年九月前，于谦还算属吏部的，但是九月后就是以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遥领山西和河南巡抚，九月后，于谦也就是京官了，不再往来于山西和河南两地之间。但仍是这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且兵部侍郎的身份更是必须管理好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的粮草。

    毫无疑问，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的粮草不足，第一个需要问责的是于谦，粮草不足导致大军无功而返，而半路被瓦刺偷袭，于谦不仅是要斩立决，而是要诛九族。

    大同、宣化的粮草重要性在土木堡之变后得到高度重视，景泰二年，都察院特设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这就是宣大总督，全衔为“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简称宣大总督。明景泰中置总理宣大军务，嘉靖初总督兼辖偏保，二十九年（1550年）始定设：去偏保，改山西。三十八年（1559年）防秋驻宣府（今河北宣化），后移驻怀来（今河北怀来东）。

      可以肯定，英宗如果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斩了于谦。

                  二、明朝人都胆大

      造反是诛九族的事，不过别以为没人敢做，明朝是疑案最多的朝代，皇帝或太子都死得不明不白，太子朱标，38岁暴毙，死因可疑。朱棣，北伐回师途中暴毙，死因可疑，居然仓促间棺材都准备好了。嘉靖帝，差点被几个宫女勒死。万历四十三年，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红丸案，泰昌帝暴毙。崇祯帝登基之初，饭菜都担心都被人下毒，要皇后亲自做。明朝人胆大。

     于谦为了保命，必须换个皇帝了，他有那么大本事？无论有没有，于谦都得试试了。于是，另一个人浮出水面，这就是杨洪的儿子杨俊。这个杨洪让于谦换皇帝成为可能。实际这个杨洪应该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

        实际明朝边境重镇宣化的守军与瓦刺本就关系很不错，袁彬的《北征事迹》有一段话，令人瞠目结舌。“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这个城就是宣化重镇，居然与敌国有婚约，还直言不讳。杨洪是当时宣化府总兵，自然与瓦刺也是交往甚密，《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杨洪与瓦刺之间沟通很顺畅。

       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杨洪为了掩盖儿子杨俊的临阵脱逃。谎称是主动撤退，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

      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毫无疑问，如果英宗能以皇帝的身份回到北京，第一个要斩于谦，第二个就要斩杨俊。事实也正是如此，英宗复辟后，第一个将于谦斩杀并弃市，第二个就斩了杨俊。于谦虽然说杨俊令人痛恨，然而景泰帝时期，杨俊作恶多端，但就是不倒。土木堡事变刚过，杨俊确实说不过去，景泰帝将其调到北京留职查看，而过了两个月，就官复原职，命都指挥佥事杨俊守备居庸关，然后一路高升，又进都督佥事，寻充右参将，辅佐朱谦镇宣府。景泰元年，杨俊冒功，将杀喜宁一功冒为己功，景泰帝再升杨俊为右都督，赐金币。半年后再委以重任，命杨俊为游击将军，率领在京五军并神机营精锐马队、神铳官军五千并口外原随尔熟头目往涿、易、保定、真定、定州等地方往来巡守各城。杨俊恃父势横恣，曾以私憾杖都指挥陶忠至死。杨俊这等恶事做的多了，景泰四年春正月因醉酒，无端杖责守备都指挥姚贵，杖之八十，且欲斩之。诸将力解而止。杨俊作恶多端，又仗着老爹权势，飞扬跋扈，到后来景泰帝也不保不住了。言官又弹劾杨俊跋扈不忠，论斩，将他锢于狱中。不过杨俊老妈说情，景泰帝再宽恕杨俊，仅降职处分。不久后，再高升，做到了他老爹杨洪的职位，然而杨俊坏事做尽，连其家人都对其不满，家人告杨俊盗窃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景泰七年二月，因“法司辩杨俊强奸庶母可疑也”，这是大不孝的死罪，景泰帝无奈，只得下令将杨俊的侯爵剥夺，但仍然免其一死。在杨俊老爹杨洪迁墓赤城的墓前，没有其子杨俊所立之碑，而只有其侄儿杨信所立之碑。

   这样一个人渣，恶贯满盈，景泰帝对其竭力保护，原因很简单，没有杨俊不战而逃，放弃东部防线，英宗定能安全回到北京，景泰帝根本没机会做皇帝。杨俊和景泰帝一样竭力反对英宗回北京，杨俊在守备永宁、怀来之时，听说也先要送回英宗，秘密布置将士“毋轻纳”，英宗真被送回后，又杨言英宗将是“祸本”。这些都很对景泰帝的脾气。所以杨俊在景泰帝期间，怎么都不死。英宗一复辟，杨俊自然被立刻斩首。

                     三、杨洪纵敌

     宣化总兵杨洪深知，英宗一旦回朝，其子杨俊肯定小命不保，同时宣大边镇粮食不足，杨洪自己也有部分责任，毕竟他是宣化府最高军事长官，储量不足，为何不早点通知皇帝？东线溃败，为何不早点通知皇帝？英宗回朝，也要治他杨洪的罪。所以让英宗回不去北京，是杨洪要极力促成的。杨洪有这个能力吗？没有也要试一试。

    上一节已经说到宣化府的明军与瓦刺关系密切，杨洪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放任瓦刺骑兵前后追杀英宗，就足以让英宗回不到北京。再有就是不告诉英宗东线防守已经崩溃的消息，让英宗按从北京出发时的路线原路返回。

    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英宗根本不知道，杨洪也不会让他知道，东线已经全部崩溃，瓦刺骑兵正以逸待劳，占领水源，等着皇帝来进口袋。然而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瓦刺骑兵此时已深入大明腹地，宣化府4万精兵在瓦刺骑兵背后，按照常理，瓦刺骑兵断然不敢集中全力攻打英宗的明军，至少要抽出一半的力量来防止宣化府在背后插一刀，而瓦刺骑兵似乎根本没把背后这4万精兵放在眼里，全力和东线军队合击明军。

     明朝人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也搞不明白为何一贯勇猛无敌的杨洪此时不出战？详细记载土木堡之变的《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 《天顺日录》的作者李贤亲历土木堡之变，所言不虚，如果杨洪能在瓦刺军背后出击，土木堡绝对不会败。然而杨洪就是不出战，杨洪与瓦刺骑兵之间达成了默契，我杨洪不出战，你们放心砍杀英宗皇帝，最好把皇帝砍死。

    有人说，杨洪兵力单薄，出击也不行，非也，杨洪一旦出击，瓦刺骑兵就该知道明朝勤王的部队来了，要知道宣化西边的大同也有数万兵马，南边的偏头关、雁门关也有数万兵马，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瓦刺骑兵根本无心再战。而杨洪的兵力根本不算弱。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瓦刺太师也先的西路军最多也就10万人，而土木堡明军号称50万，实际25万左右，瓦刺骑兵要想包围这25万明军，最少得抽出8万的兵力，最多留下2万兵力防备杨洪从背后的袭击。杨洪是有兵力优势的。

    还有人说，皇帝要杨洪守宣化，杨洪不能出战。问题是守宣化重要还是救皇帝重要？肯定是救皇帝重要。

    杨洪还有可能主动告诉瓦刺明军的动向，成国公朱勇的五万大军居然在鹞儿岭的中伏全军覆没。要知道鹞儿岭在河北怀来，主场作战的明朝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居然被几万军队伏击，我相信除非有内奸透露出明军军事路线和时间，否则没有任何可能。要知道上万人的队伍十分庞大，要找到适合的伏击地点很难。不是主帅灵机一动，看到地形就能拍板的。一辈子没进过关的瓦剌人，怎么会如此熟悉关内的地理？

    至于缺水，纯粹是胡扯，关键还是缺粮。25万大军的驻地，没有一个县也有好几个乡大小。明代初期北方地下水位很高。那么大片的军营驻地，没有地下水是不可能的。组织一帮士兵挖一个大坑不久有水了？土木堡之变的季节是多雨的夏秋季，阴历七八月份正式北方多雨的季节。地下水位大概是一年中最高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水？

                       四、于谦该死几回？

     说点题外话，石灰吟不是于谦写的，它的最早版本，应是宋末元初高僧释信忠禅师所作的一首僧偈。明清两代，先后出现了于谦、李都宪和刘儒三位作者。于谦说最终成为共识，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如其人”的要求。《石灰吟》也因被归为于谦的作品而终成千古名诗。

    英宗在御驾亲征前已经确立了皇太子，那就是后来的成化帝朱见深，虽然朱见深当时只有两岁，但毕竟是皇太子，朱元璋开国之初就定下规矩，皇太子必须是嫡长子。虽然明后期没执行这个政策，但前期还是执行的不错滴。

   英宗被俘，该立谁为皇帝？自然是太子朱见深，而非英宗的弟弟。英宗弟弟可以摄政监国，但是登基做皇帝不和情理。自古以来，没有说哥哥被俘，太子尚在，弟弟就登基做皇帝的先例，也没有奉哥哥做太上皇的先例。

   于谦为何力主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做皇帝？很简单，辅年幼的太子登基，于谦无尺寸之功，而推朱祁钰做皇帝，于谦是头功。退一步说，危机关头，朱祁钰勉强可以做皇帝，但危机过后，不要求朱祁钰退位，但是太子还应该是朱见深吧，然而朱祁钰贪恋皇位，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朱见濬（后来改名朱见深）废为沂王，改立朱见济为太子。大臣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连朱祁钰的汪皇后都看不过去，谏阻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位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换呢？”景泰皇帝不听劝阻，决意易储。汪氏随即被废，迁入别宫。然而于谦则是默认了，于谦不是傻子，如果朱见深登基，肯定要斩了他于谦。然而报应来得快，1452年，景泰帝在奉天门正式宣旨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东宫易储后，朱见济正位东宫仅一年有余，便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死了。贵州道监察御史钟同曾言：“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同时兼陈一切弊政。景泰帝闻讯大怒，钟同被下狱杖死。这话简直要把景泰帝气死了，他说你的儿子没皇帝命，封了太子也要早死。

     有太子却立皇弟，于谦该死一回了。废太子不劝阻，于谦再该死一回。

     中国古代虽不是法治社会，但在金殿之上群殴将大臣致死，也属违法，而这个大臣就是马顺，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就在土木堡之变消息传来，金殿之上发生群殴，马顺被文官们打死了，纵然马顺十恶不赦，但标准的法律流程还得走，否则要《大明律》干吗？而最蹊跷的是，接替马顺的是于谦的女婿朱骥。虽然后人都认为朱骥为人不错，行刑不用大杖。然而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太巧合了？

    景泰帝时期，于谦军政大权独览，权势比魏忠贤之流都要强得多。于谦为人极为精明，深知自己辅助朱祁钰登基，一班英宗老臣肯定不服气，视于谦为仇敌，所以于谦牢牢抓住了京城的军权。

    明景泰元年（1450年），刚刚掌权的于谦选原京军三大营（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精锐改制。于三大营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团营的最高领导自然是于谦，中下级官员也都是于谦的亲信。于谦一党掌握军队而且是京城的军队，是明朝皇帝的直属部队！

   而英宗复辟时，景泰帝第一反应是，这是于谦谋反吧，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太简单了，于谦一党完全掌握了北京的军权。诚然，于谦此时可以废掉皇帝自己做，但他也知道，人心不服。

     景泰时期，说于谦只手遮天不算过分。皇帝也得让着于谦。

     英宗被俘一年后，也先觉得英宗无用了，开始求和。使者频至，请求送回英宗。

注意，是频至....也就是说，要放英宗回来，还得来求了好多次，因为明朝还没决定好要不要接英宗回朝！这时候，那位拉着于谦的手，极度推崇于谦的王直大人出来劝景泰接纳英宗回朝。景泰非常不高兴，当众生气的说：我本来不想当皇帝的，都是你们逼我！景泰的意思很明白，当初老子不想干，你们立了皇兄的儿子即可，为何立我？立我之后，又接回他，你们置我于何地？！双方僵持的时候，于谦出来拍板了："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的反应耐人寻味，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史官的记录很有意思，顾而改容.....皇帝不仅顿住，停顿，乃至改容，连脸色都变了。前面是不悦，改容，想必是将自己的生气掩去了....好吧：从汝从汝——从你了，从你了，你是大哥你说了算。

     有人会说，于谦不迎英宗回来岂不是更好，于谦是过分自信了，自信可以为景泰帝的儿子扶上皇位，在朱见济死后，于谦一直再为景泰帝物色接班人，然而前太子朱见深还活着，英宗还活着，无论你找谁做接班人都缺乏合理性，即便是你只手遮天，但奈何天下道理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