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不仅仅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安史之乱之后，尚武精神被道德说教一点点蚕食，直至彻底失去尚武精神。安史之乱后，中国人开始自虐，不断地压抑个性，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抹杀个性。安史之乱后，中国人失去孩童的纯真和率性，圆滑、虚伪、世故被看做成熟的标志。

   安史之乱前的中国，追求强大的武力，还有民智的开化，一味纯粹地追求强大的武力和民智的开化，而安史之乱让皇帝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强大的武力，如果不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那只会对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要把武力关进笼子，为统治阶级所用，这个笼子就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而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则是更大的威胁，严庄和高尚怂恿安禄山造反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价值实现。控制知识分子的思维也是安史之乱后统治阶级最重要的工作。要实现这一点，就是要与士大夫治天下。

   五代时期安重荣说的好，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天子不是世袭的，谁兵强马壮谁就是皇帝。

   在沈括《续笔谈十一篇》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赵匡胤当上皇帝可能认为皇权最大，这也便是赵普熟思未答的原因。但再问如前后，赵普回答为“道理最大”。 所说“道理”，事实上就是指理由、事理或者情理，指言行、治事应该遵守的规范。规范是怎么制定的，自然就是儒家经典。当然也不会说的这么直白。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第二十二》也记载了如下一件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
　　太宗大悦，赐采百段。

贞观十年（626年），太宗因袒护所宠异的越王而引起魏徵“正色进谏”，太宗于是对群臣说：“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徵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徵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

   皇帝关心百姓不是因为皇帝真的那么伟大，是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已。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儒家经典则强调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只不过玄宗是信道家的，他注疏过《道德经》。

    宋代熙宁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21。文彦博三朝元老，枢密使乃北宋最高军政长官，与宰相合称东西二府。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律制度，不用更改，否则会失掉人心，这个人并非普通百姓而不是士大夫阶层或者说官僚地主阶层。神宗说，变法改革对士大夫确实有利益损失，不过对老百姓来说是回报很多的，文彦博说，皇帝是靠士大夫统治天下，不是靠老百姓统治天下。

　　神宗发问就是神宗有意推行王安石的新法，文彦博司马光保守派大臣的意见，神宗也很在意，于是就问了文彦博。文彦博的回答异常明确。你要是拿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来取悦普通老百姓，那样子是行不通的，政策的执行者就是这些官僚地主阶层，他们不会执行一个有所自己利益的政策，决不可能。

　　后人总是嘲笑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又有人说他大奸似忠，还有人说他导致北宋灭亡。原因很简单，这个王安石试图把地主官僚兜里的钱掏出一点点来给老百姓，而写历史的正是这些地主官僚。

　　任何有损统治阶层利益的改革注定无法成功，偏偏有些皇帝或者宰相以为自己是为天下百姓做事，为了国家利益做事，硬要改革，最终都落得悲惨下场。王安石还算不错，虽然被人讥笑，还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