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绝非王羲之所书，原因很简单，文章对老庄思想是彻底的否定，而王羲之则是笃信老庄思想的。郭沫若写的兰亭集序真伪辩，对兰亭集序思想宗旨非王羲之没过多解释，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兰亭集序那种文章，王羲之不会写，也不会书。

   兰亭集序里最核心的有一句话，，“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就彻底否定了老庄的齐生死的观点，而树立了自己的生命意识──“死生亦大矣”。

   “一死生”“齐彭殇”是庄周对人的生死的看法。“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认为生和死，长寿和短命，没有绝对的界限，是相对的。老庄的高妙之处非常人能理解，实际高与低，大与小，阴与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相依靠对方存在，亦能互相转换，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它们没有绝对的定义或界限，万物抱阴而负阳。道德经早就说的很明白了。可惜无知无智之人苦思冥想也无法理解。

   王羲之是笃信老庄的，绝对不会写一个自我否定的文章，即便是别人写的，王羲之也不会书之。

   王羲之的生平履历，大致如下：
        晋惠帝司马衷太安二年（303）七月十一日，王羲之生于瑯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父王旷，祖母卫氏为瑯琊王司马睿之母夏侯太妃胞姐妹。
        怀帝司马炽永嘉元年（307），王羲之5岁。八王之乱未已，瑯琊王司马睿从王旷谋，南迁江左。七月，朝廷诏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郡军事，镇建邺（后改名建业，即今南京），百族随之南迁，瑯琊王氏举族南渡，定居于建邺之乌衣巷。
        永嘉三年（309），王羲之7岁。北方匈奴族刘渊所建立的汉政权以刘渊子刘聪率军南侵，羲之父王旷受命援上党，战于长平，大败，王旷下落不明。
        愍帝司马邺建兴元年（313），王羲之9岁。晋怀帝被杀于平阳，愍帝即位，改建邺为建康。
        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317），王羲之15岁。北汉虏愍帝，司马睿称晋王，改元建武，次年，愍帝被杀，晋王司马睿即帝位，改元太兴。
        太兴三年（332），王羲之20岁，堂伯父王敦以清君侧为名，举兵东下，堂叔王导率王氏族人诣台请罪，晋元帝忧崩，晋明帝即位。
        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323），王羲之21岁。太尉郗鉴选王羲之为婿。次年，明帝讨伐王敦，王敦兵败病死。
        太宁三年（325）年，王羲之23岁。初入仕途，任秘书郎。
        咸和六年（331），王羲之29岁。任临安太守，母、兄相继去世。
        咸和九年（334），王羲之32岁。应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
        咸和六年（340），王羲之38岁。庾亮卒，王羲之迁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穆帝司马聃永和四年（348），王羲之46岁。擢羲之为护军将军。
        永和七年（341），王羲之49岁。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永和九年（353），王羲之51岁。文人雅士会于会稽兰亭，共42人，羲之家与会7人，羲之作《兰亭集序》。
        永和十一年（335），王羲之53岁。与扬州刺史王述不睦，誓墓辞官归隐。
        升平元年（357），王羲之55岁。是年穆帝司马聃亲政，羲之与支遁、谢安、许迈等游东土，后还山阴旧居。
        升平三年（359），王羲之57岁，徙居金庭。
        升平四年（360），王羲之58岁。采药炼丹于今新昌鼓山，建紫芝庵，撰《鼓山题辞》。
        升平五年（361），王羲之59岁，去世。

    据《晋书》所载王羲之次子《王凝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深深影响王羲之并且是王羲之上司的庾亮笃信天师道，王羲之后人也大量信天师道。其余如殷浩，谢安，都是天师道徒。常常与王羲之一起谈玄析理，过从甚密。任职会稽时，则同奉道世家丹阳许氏的许迈相与往还，相关资料载：王羲之“每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另外还有一位对王羲之影响极深的人物是支遁。此人名谓高僧，却深研老庄，著有《逍遥论》，对庄子哲学领悟极深，见解特异，被时人称之为“支理”，意即“支遁对《庄子》的理解”。许多名士、学者都为倾倒，有人甚至认为支遁是“外佛内道”。王羲之有一次同他论及《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本来是有事要出门的，竟然不想走了（事见《世说新语》）。

     王羲之暮年急流勇退，毅然辞官归隐，与他素来瞧不起的王述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并屡屡有意刁难有关。固然，也不能排除这样一个外在因素，但思想深处的内在因素应该说是主要的。在当时腐败透顶的官场上，王羲之卓然独行，本来就很难真正施展他的才华，逮至暮年，凭他对政事的深刻洞察力，已经意识到其时权臣桓温与朝廷矛盾日益深重，一场政治危机在即，而自己则背负着“叛将之子”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政治包袱，对此自然无能为力！我们认为这当是王羲之辞官归隐的内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当是他对天师道教义的理解日益加深，老而弥坚，更促使他产生退隐之心，并且付诸行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有精神可嘉之处，但毕竟算不得是智者所为。王羲之深谙老庄，自然深切领悟当年老子对孔子的规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深刻内涵。于是乎，急流勇退，寻求自身精神与灵魂的最终归宿，就成了他晚年的最佳选择。
        从相关资料看，王羲之辞官归隐的决心是毅然决然的，在他给朋友谢万的书信中这样说：“古之辞世者或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见《晋书》）可见他是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避开官场的险恶，去寻求那种闲适、和谐、淡泊的宁静生活的，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道者至上的精神追求。千古以往，旷达之士不乐仕宦，辞官归隐者，比比皆是；王羲之的独特之处在于还特意跑到父母坟前去“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他那篇“誓墓词”，说得既凄凄惶惶又十分决绝：“每仰咏老庄、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看来，这官位如果再贪恋下去，何止自身，甚至会牵连到祖宗上代和后世子孙！还这样说：“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苟冒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话说得更绝了，若再贪图权位，则“子而不子”了！

     退隐以后，他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我卒当以乐死”！他在剡中山水之间创金庭道观，又托迹炼丹于鼓山，好不自在。在他自己所撰写的《鼓山题辞》中，有这样一段话：“……奚翅沃洲，岂让天姥，结庵紫芝，爰居乐士。文坛武墠，鹅池墨沚，留侯赤松，明哲可许。诗赋英发，簪盍良士，眺望栖迟，思维窃取。”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道教不同于道家，但道教的三经，南华经，道德经和易经无论如何也无法从道教徒中公开否定，否定了南华经，那就不是道教徒了。虽然修道本身和庄子的思维分歧很大，但道教还是供奉南华经，不可能公开否定。

   兰亭集序所描述的是永和九年（353）农历3月3日，王羲之与文友、亲族谢安、孙绰等41人， 修禊（一种临水消灾的礼俗）于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醉作序。这41人差不多都是铁杆老庄的支持者，尤其是谢安和孙绰，王羲之公开场合与这几人唱对台戏，这完全不可能，肯定会被群起而攻之。如此快乐逍遥场合，发一通对生死的感慨，似乎也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