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虽然没有道家智谋那样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来论述法家智谋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死。” “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韩非主张“法治”，但看看《韩非子》，才发现韩非的“法治”原来是治人之术。岂止是治人之术，如果真的运用《韩非子》中的方法，就是野兽也会被驯得服服帖帖。原来，这正是中国的法家很发达而中国的法治却很薄弱的缘故。

　　明主之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韩非子.二柄第七》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有些百姓听说后便祈祷神灵，想让襄王早些恢复健康。这确实是百姓对国君敬爱的表现。后来，他们知道了秦襄王病愈，就又杀牛宰羊，祭祀神灵表示感谢。

　　秦国的郎中阎遏、公孙衍外出，见百姓杀牛祭祀，非常奇怪。就问：“现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腊月，你们为何杀牛祭神?”

　　百姓们说：“听说国君病了，我们为他祈祷，如今国君病好了，我们杀牛感谢神灵保佑。”

　　阎遏、公孙衍听说后，既吃惊又高兴，想向秦王邀上一功。于是，他俩赶紧回到宫中向秦襄王道贺，说：“恭喜大王，您在国中的德行应该是超过古代贤君尧舜了。”秦襄王不解地问：“此话何意?”阎遏、公孙衍说：“尧、舜之时，也从未听说有百姓为他们的健康长寿而祈祷的。如今，您有病而百姓为您祈祷，您病愈百姓为之杀牛祭祀，感谢神灵，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功德高于尧舜。”

　　秦襄王听了这番话，想了一想，便问是什么地方的百姓这么干的，二人还以为国君要感谢那些百姓，便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情况。当襄王问明以后，便对那里的地方官及百姓进行了责罚。阎遏、公孙衍见此，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也吓得不敢多问。

　　几个月后的一次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襄王高兴，才敢趁机问道：“臣下前些日子认为大王德超尧舜，并非是阿谀奉承之辞，尧舜病，未见民为之祈祷。如今大王有病，民为您杀牛祈祷。可您听说后，不但不喜，反而对百姓进行责罚，这是为什么呢?”

　　秦襄王说：“你们应该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我的权势，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为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其实这样很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

　　此才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并不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是为了建立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