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其中包括，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显然，后者是说资本账户放开。
6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调研时表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管理、有步骤地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马凯曾经是国务院最具实权的发改委的主管，也是温相的大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提到，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由市场化推动，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该“揠苗助长”。
现在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真正的问题是：应否在近期，如在2015年以前，实现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他提到，在理论上，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最终放弃资本管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是否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完善的市场。在存在大量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同时他也谈到，中国没有受到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外部压力，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后形成的外部压力（国内、外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来推动国内的各种改革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隐藏着危机。放弃资本管制所能带来的好处十分不确定，风险则显而易见。
首先，如果某种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改革无法通过内力推动，我很怀疑这种改革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突然流入或流出而实现。
其次，开放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与贸易自由化不可同日而语。在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及其对经济的后果都是难于控制和难于预测的。
再次，中国M2对GDP之比超过180％，为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3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居民将储蓄存款的15％换成美元资产，流出中国的资金就将高达一万亿美元。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不高，但一旦发生，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致命的。事实上，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计价资产的偏好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解除限制，资金外流数量可能更大。
 
因此，余永定认为，为求万全，中国首先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和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在中国的改革和调整日程中占据优先位置。

当前采取一定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在于，我国现在面临产能过剩严重、地方政府债、公司债过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影子银行“套利”猖獗、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经常项目收支趋于平衡、美联储正在酝酿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等等环境，而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低于风险。

如果突然完全放开管制，套利、套汇活动可能进一步加强，而当货币当局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时，资本流入；当货币当局放松货币政策时，资本流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则是：由于出现某种意外事件、预期突然恶化，资本外流的压力陡然增加，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