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媒用稿

陈先生长期在上海工作，嘉兴老家里只有年老的父母。三个礼拜前，陈先生发现打回家的电话无人接听，一时还没放在心上。之后一段时间，陈先生屡次打电话回家，但是依然无人接听。担心出事，陈先生在前天夜里8点多赶了回去，没想到推开门后就闻到了一股恶臭，父母一个趴在地上，一个躺在床上……据警方推算，两人的死亡时间据大约相隔了一周左右。（人民网10月28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员流动范围加大，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孝子信条已经不适应当前高节奏的社会脉搏，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出现越来越多的“寡居”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这类“寡居”家庭面临的窘境是，虽然有儿有女，但儿女均因外出打工，造成父母不得不成为“空巢”老人，面对没有没有儿女照顾的困境，甚至出现此种“死在家里无人知”的悲剧。

如上，日益逼仄的养老（送终）困局，将成为一道现实难题，长期困扰政府公共部门。目前，对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我国虽然并不乏法律法规“顶层设计”方面的保障，但具体到完善的社区服务上，其探索仍然显得不够。事实上，部分城市对此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建立更加完善的社区服务机构，对独居老人点对点帮扶，等等，但这些探索目前也仅限于自发或半自觉的互帮互助。换言之，由于方方面面的因素，中央配套政策的“顶层设计”看似华丽，地方的制度给付却并未完全发挥应有作用，导致了各种养老机制格差和养老“酬遇”格差，这种格差的弊端在于，社区服务有时会流于形式。其实，除了完善养老院建设外，如果社区能像“五户联防”或“十户联防”那样，建立起完善的独居老人养老（送终）联防联动机制，通过社区养老委员会，定期对留守老人进行救济。以此类推，创新式的养老互助机制一旦启用，或可避免以上悲剧一幕。

当然，一味怪罪制度和体制，并不是陈先生们该做的事。不可否认，由于经济压力、工作压力以及家庭原因，很多人确实无法陪伴老人身边尽孝。但陈先生既然发现打回家的电话无人接听，就不应该“一时还没放在心上”，毕竟，已知的事实是，陈先生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并且病情严重，生活无法自理，而陈先生的父亲已经73岁高龄，这样一对独居老人，特别在陈先生的父亲一旦因为某种原因猝死的情况下，更可能造成“双亡”的悲剧。试想，即便陈先生自己脱不开身，也应该委托亲友或邻居“一探究竟”，而不应“长达三个礼拜”之后，才慢腾腾回到家里。恰恰正是这样的一个疏忽，造成了其毕生遗憾，也让外人唏嘘不已。

老人双双“死在家里无人知”，谁的责任在飞？陈先生们的困局，谁来纡解？这将是摆在公共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陈先生们自身一道艰难的必答题。《礼记·礼运》（大同篇）中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笔者认为，老有所养，老有所终，是陈先生父母这样的老人最淳朴的中国梦。而这个梦的实现，迫切要求公共部门在秉承多元养老的同时，协调政府机构和其他养老主体在养老服务中的“微关系”，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志愿服务和市场协调服务三者的综合发展，如此或能避免此类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