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农民余思高创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经4年发展，组织成员数百人，遍布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他们不仅敢于去监狱提犯人，而且敢在银行存假币、坐火车不给钱、骑摩托车不带证。（6月4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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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的中央来人，到联合国维和总司令部，余思高们这一步迈得挺有想象力。级别也显著拔高，这钦差大臣当的，都联合国了。他们联合国了不打紧，但凡咱外围人不上当受骗，你就是宇宙“钦差大臣”来了他没用，但诧异的是，照样有人上当受骗，让人感叹国人的权力病之深、之重，已经“病入骨髓”。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那些真正的“官”们无限迷恋权术，就是刀架在脖子上，只要组织不发话，能赖一天是一天。普通的平头百姓更痴迷，平时办个事儿，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信条，能用钱来解决的事它就不是一个事，这不，养肥了权力，把它惯成了怠慢的习性。当然，有更痴迷的，比如余思高们。

如此看来，得了“官癌”（权力的恶性膨胀或者对权力的恶性欲望）的人当真不少。否则，像冒充联合国高官这样的闹剧怎就有滋长的土壤？又怎就能有存在的市场？

事实上，近几年来，此类钦差大臣的闹剧又何曾少了？从前年去年某地的市委书记、市长被人骗得团团转，到近期发生的某公司老总为女儿送5100万元以及一辆230万元的奔驰车，再到余思高们以联合国高官名义行骗。骗子的骗术虽然也“与时俱进”，上演升级版，但只要智商合格，不得“官癌”，此类荒诞剧并不难识破。

归根结底，“钦差大臣”闹剧不死不休，其幕后“元凶”恐怕还是国人浓厚的权力病，而如果没有制度的有力约束，权力们、准权力们以及那些仿权力们还会继续迷恋这一方权力的“胴体”诱惑，“钦差大臣”的魅影就不会轻易消失。

要真正铲除这种土壤，恐怕还得从制度入手，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余思高们从此断了权力山寨的念想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