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过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止庵先生编校整理的，除了《知堂回想录》上下册和谈论鲁迅的几种，都不太厚。稍阔的开本，淡灰色封面，纸微黄，不像白纸黑字那么刺目，双手展读，纸味和墨味若有若无，轻重也恰到好处。朋友间有几位，因为书的容止而爱这套书，邮购了收藏，我也顺便买了几种，选他的回忆文字。但其中两种，《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书店只有一套，迟了一步，为他人买走。后来发现，买走的是图书馆，而且正巧是我工作所在的分馆。

    这两本书借阅过多次，想知道一些鲁迅的家世和青少年时期的境况。读过许寿裳和知堂的回忆，觉得差不多了。留日时期，虽然资料不少，仍觉欠缺。比如读书，我们对鲁迅的了解，便不如对知堂的了解丰富。知堂谈自己的杂学，谈日本文化，留下大量文字。鲁迅死得早，自己来不及细说。虽有博物馆里的收藏可供管窥，不如一册在手方便，何况文字能说得更深，提供更好的细节。他人的推究，终是隔了一层。我对他们兄弟在日本的一切都好奇：读了哪些书，结识了什么朋友，受了谁的影响，为什么，和日本人的交往，和日本女性的接触等等。知堂娶日本女子为妻，鲁迅如果没有家里的包办婚姻，会不会也娶一位？早期兄弟合作，译介域外小说，做了大量工作。鲁迅提携弟弟不遗余力，弟弟的文章，他修改，自己起草的文稿，发表时让弟弟署名。这方面的事，有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比只听周作人一个人讲，总是更全面，更多几种角度。

周作人的文章，大家都说好，他自己也知道。平淡的话语之间，掩饰不住自信和自负。后来处境不顺，出语愈发谨慎，放低姿态到从前不屑为的地步，但凭高对远的态度依然氤氲其中。偏他一生多遇尴尬事，钱理群先生说是“凡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哪一个不是凡人呢？鲁迅先生自然也是。那些忘了自己是凡人的人，哪怕至死都没有清醒或不肯清醒，在他人眼里，还是凡人，全须全尾的凡人。尴尬事既然遇上了，那就不妨直说，倒也简单。心中如果存了太多难言之隐，无处可说，不便言说，便想千方百计颠倒扭转，指桑夸槐，或顾左右而言他，这种掩饰，不说有用没用，在作者总要一吐为快。这样一想，便觉得知堂老人也挺可怜。他的回忆文字以朴素著称，然而大有深味，可以一读再读。他说话的语气一辈子不变，形成句子，句式简单，不怕重复。但那絮絮叨叨中有坚持的力量，让读的人知道他“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写鲁迅，不轻易臧否，然而内心的冷暖寒热，读者感同身受。你不能说那是他的皮里阳秋，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你有的，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这感觉未必对，即使对了，也未必能得认同。王安石的读史诗说：“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看法很悲观。可是身后发生的事实，和他预料和担心的，分毫不差。才气再大，自视再高，也很难对未来抱十足的信心，因为未来的事半分由不得自己。鲁迅曾非常坚决地说，希望人死之后，文字随之速朽，文字所批判的世相亦复荡然。然而他不仅不因时光之飞逝而落伍，反而一如既往地贴近现实，说速朽，速朽岂可得乎。

    知堂的记忆力细到蚁足蚊睫，记在心里的，不仅事和言，还有过去日子暮色苍茫的气氛。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秉赋。写这样的文字，时间悠远，仿佛非得在燃著线香的光影暗淡的小屋，心事甚重，放不下，每一粒漂浮的埃尘上都沈甸甸地挂著感叹。所谓不动声色，常常是动到极处。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不想说的事情，不说，难以启齿的事情，也不说。有人以为他是为贤者隐，其实不然，他是为自己隐。我佩服他了不起，是因为他宁可不说，也不捏造。作为凡人而非神圣，这就是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了。然而总有人顺着己意，“考求”并进而“追补”知堂没有言说的部分，宣称此即知堂的文外之意。这让人该如何感叹呢？黮暗承误乎，末俗纷纭乎？

    我在家乡的一位朋友，几十年坚持文赡事详地记日记，自云人言可畏，很多事容易引起訾议，真相则在口传中逐渐变形，至于面目全非。留下文字，是为给自己作见证。我猜想他可能受过误解和攻讦的苦头，否则不必非要把自己弄成李慈铭。当然他也可能惯以文字为乐，在记叙中切实证明个人的存在，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鲁迅的日记写成流水账，相比之下很吃亏。空白总会被他人填补，不管用意如何，都容易有乖事实。

    赫尔岑在其回忆录的序言中说，童年和老年相似，都处于人生全盛时期的两端，因此在主要点上相仿，“在青年尚未获致的东西，在老年则已经丧失”，在青年不计一切以求的东西，到老年，“在乌云和夕阳的衬托下”，将显得更为灿烂和庄严。赫尔岑说，它们都“同样无关乎个人的得失”。

    超越个人得失，这应该是回忆文字最高的境界吧。

    2019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