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也是从上海来的，长得挺秀气，那时大约有四十来岁。他接过卷子面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特别小。当时的我不知犯了什么傻劲，盯着他的手说了一遍又一遍：“这么小！这么小！……”跟会计告别后，我妈把我骂了一顿。

甘肃是北方，那边的人难道不是更擅长做面条？问题在于，那时太穷。而且我妈作为南方人，不热爱面食，所以她从不用心学。别人家会烙饼，会做包子，会蒸馍，会擀面条，她偶然兴致来了，会尝试擀面条，但切出来的面条又短又粗，不像她师傅的两个女儿，面条切得又快又细，用咸菜蒜头随便煮，都很美味。所以，我常在别人家蹭饭。有时，我妈也做面疙瘩，一大锅面疙瘩，用青菜煮，味道也还总算不错。但大多数时候，我妈干脆就做面糊糊，小时候的我经常站在灶头前，呛着烟，搅拌一大锅面糊糊，如果不搅拌就会结块。白面糊糊还算好的，多数时候是玉米面糊糊。

在甘肃很少能吃到洁白的面粉。面粉里面总要掺上许多麸皮，所以食堂的馒头也都是斑斑点点的。自己家轧的面条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妈下手太狠，掺了太多麸皮，我去轧面的地方压面条，都被胖阿姨嘲笑了。那些黑乎乎的面条一团团地纠结在竹匾里，吃了一顿又一顿，都馊气了，发霉发酸了，还是一顿一顿没完没了地吃。

整整齐齐的面条，成为我小时候至高无上的追求。所以，现在，我的冰箱里总是储存着几卷挂面。富强粉，卷子面，对小时候的我来说象征着上海，这两个词有无限魅力，以至于到现在还对我施展着魔力。

其二，在甘肃，依旧是徽县。我妈虽然是单职工，但因为带着几个孩子，所以单位给她一间单身宿舍。厕所是一个单元公用的，也没有厨房，就一个大房间。煤油炉放在地上，煤油是我妈从单位里偷偷带回来的。那时候大家都这么做，家里的铁皮桶是单位的铁皮打的，衣服是工作服，大木箱子是单位的木头打的……只要没有人说话。但不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妈被班组长盯上了。班组长也是上海郊区人，杨思那边的，个子不高。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妈提起他，总是咬牙切齿地叫他“矮子精”。我和弟弟有一次见到他，还当面吐了一口唾沫，叫他“矮子精”，不知他是否听到。

但真的是世事无常，突然他们又和好了，他经常来我们家，我们又改口叫他叔叔。那天，妈妈出去了一小会，叔叔蹲在煤油炉前下面条，我在一边看他用筷子搅动一根根面条，面条的气味混合着煤油的气味，非常好闻。这时候，我妈单位的一个不知什么领导进来了，看到这一幕，板着脸对叔叔说：“你怎么一天到晚在小尹家？”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我也知道，领导的话暗示着什么。我替叔叔感到不安，叔叔什么话都不说，一声不吭地搅动钢精锅里的面条。

直到如今，我把面条洒进锅里用筷子搅动的瞬间，昔日的记忆还会闪现。

 

其三，在甘肃，从徽县到武山的半途中，经过一个叫甘谷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的招待所住了一晚，还在饭店吃了面条。桌上有醋，弟弟那天吃了好多醋，因为他觉得醋很好吃。

那时我们一年到头吃的是粗粮，面条是好东西。食堂里卖面条，我端着钢精锅兴冲冲地去买，总嫌食堂的人给得太少。有一次，走过一个临时搭的木板桥，摔了，一锅面条全流走了。围观的人议论纷纷，说谁家的孩子这么小就出去打饭？是亲生的吗？而我，当时心痛的是那一锅面条。当然，也担心自己闯了祸会挨骂。不过那一次我没有挨骂，鉴于舆论的压力，我妈什么也没说。

现在我能够理解我妈，她从小是在继母手下度过的，她那时还太年轻，生活又太艰辛，还没有学会温柔地对待孩子。直到有了妹妹，她才学会。但是，对我来说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