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了，买了不少的书，写了不少的书，画了不少的画，卖了不少的画。自觉的写了些念着顺口的诗，看的顺眼的画。也自觉的写了不少的病句错字，无关痛痒的看都懒的再看的字、画、文章。不过所有的沟沟坎坎，顺风逆风，往前看往回寻，好的不好的，这事那事儿，都是在助己成长。自己丰富着自己，艺术丰富着艺术，人家看你这人，你的艺术，才会有了些许的味道和内容。

看着积聚在书架上的放在地上的书，看着画柜里画架子上的一卷卷的画，经常的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减法，减掉一些可有可无的，让拥挤之中能够挪的出来转身的空间，放的下新的东西。如此的又不断的把一些早已忘记的，有了太多尘土的书，打成捆当废品卖掉。把那些实在看不上眼的画，打成纸浆捏成纸球，放在画室的角落，让它们成为“废话/废画十年”装置作品的一分子。于是，书渐少，画渐少，少的让自己觉的有了进步，多了点前行的勇气。

在这样不断的增增减减中，有一本书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这就是葛路先生198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这本书不只是让我在那个见不到什么艺术书刊的年代，第一次真正的从内心自觉的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伟大。而且这本书与其它几本大部头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有关中国美术史的书籍相比，它还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32开的开本，大小适中；二是不足二百页，薄厚适中；三是文字通俗，没有什么强硬的政治言词，也不带教科书式的条条框框般的标准答案，容易接受容易看的懂。

这样的书看着没有负担，顺手一翻，十几页之间中国艺术越了百年，再一翻，几十页间越了千年。那种页码间的时间感带着你往另一个方向走去，比较之中解读着眼前的自己，解读着笔下画出来的东西能否有它立足的位置。

日日砚墨盈满于画案右，这本《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日日书薄于画案左。当下的此刻，墨饱笔枯，一幅小画完成后随手一翻，看到了书中恽格写的一段话：“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再一翻，见石涛的一段话：“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再往前翻见“君形说”中的一段话：“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之焉。”这一翻再翻，百字间，即见形神之说，对形的意义，又见经、权之说，“经”为准则，“权”为变通和变化。想到了汉末书法家蔡邕说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矣。”一个“散”字，留千年待解题，何等的高妙。

闲着没事的时候，经常的做这样一件事情，把自己画的画与中国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能够随手翻看到的，印刷在书刊画册中的各种风格的画进行一对一的比较，看看它能不能自己“跳.”出来。如果有一段时间画的画被某些自认为很好的“画样”淡化了，隐退在了里面，那么就要提醒自己，尽快的从中走出来。放在了中国的艺术里面之后，再放在国外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品中，看看有多少相同和近似的地方。有的话，同样的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画“走样”，尽快的偏离它们。比如说吧，画的山云溪月，草木泉石放在了宋代的山水画里面，比来比去，发现它被巨然的画同化了，那么，它存在的意义不过就是巨然山水画风格的一个拷贝。放在克利的画里，它被克利的点、线构成的图形淡化了，它的价值，偏向风格的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消失了。如果单纯用价值去衡量，它的存在就是一张仿制品的意义，与机器复制不同的，仅仅是有了些手工的温度。当然了，话又往回说，如果这仿制的功底不够好，手法太差，也许连复制的都赶不上。用当代人的思维重复古人的思维，又没有先贤的深刻，想想也真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艺术不是一件必须师出有门，非要让人家一眼就能看出哪一家哪一派，这枝叶由哪棵树干上长出来的事。也不是一件非要用求新求变当作目标的事，即使你说你从传统中突围了出来，你的艺术是当代艺术，当代的成了时尚，也还是不会有太广阔的前景。因为有许多的“当代”只能放在小圈圈里转转的。如果有一天往外多转了点，转到了亚洲，再大点，转到了欧洲、美洲，此当代放在了彼当代里，发现成了人家的当代的模仿，被同化了。当代的不当代了，啥艺术也就都不艺术了。

艺术不贵复古，不贵传圈走“当代”，贵“走样儿”。

艺术“走样儿”了就是隐隐约约的看到了自己的样子。其实，能够让艺术“走样儿”，是让艺术长成自家模样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它是走向艺术风格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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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步走  布面油画  60x80厘米  2013年  田旭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