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强迫症患者，出于完美主义或者高估责任的认知十分重视守时（守时是去面见国王时的首要礼仪）。相反，其他一些强迫症患者则因为他们的障碍而总是迟到。对于部分人，他们长期迟到，只不过是强迫行为的结果。他们做出强迫性仪式所要花掉的大量时间导致了他们迟到。往往因为紧张、害怕迟到，他们的焦虑程度就更甚，也因此，他们就愈发需要进行强迫仪式。有的人在出发前反复检查，有的人无法从浴室出来……无论他们的强迫仪式是什么，他们离开时已经太晚，自然就会迟到。而有其他一些人，并非因为某些强迫仪式迟到，而是患有一种病态的长期迟到症。出发晚了会引发一系列糟糕的结果，而他们的强迫行为恰恰表现为对这类结果的需求。他们只能这样做。
       有这样一位病人，需要赴约或者去上班时，到了理论上该出发才能按时到达的时刻，他总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在走前再做
一件事。就像一个认为自己能够赢的强迫症运动员，他投入这件事当中，用这样一种幻觉来哄骗自己：如果一切顺利，加快速度，再加上点运气，他是不会迟到多久的。然而他往往会输掉这场赌局。但凡出现一个小岔子，不是迟到一小会儿，而是迟到非常久。在我看来，“仍然还有时间”这一疯狂赌局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或多或少有对抗完美主义的意愿。因为他们知道，当时间紧迫时，他们必须做得快，无法专注于他们的缓慢，完美主义、检查、犹豫、挑剔倾向。于是他们花较少的时间来做相关事情，若不是因为要外出他们不会只花这点儿时间。其次，让他们尽可能晚出发的原因是—令人不安的失去感。按时出发时，如果一切顺利，有可能提前到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等待，且失去了一段本可以用来做其他事的珍贵时间。这种时间被浪费且补不回来的感觉，不可救药，也无法逆转的失去感对于部分强迫症患者来说是可怕的。此外，除了责任的增加之外，一切不可逆转的失去（亲人去世、房子出售、失去工作……）都是触发强追症的有力因素。
    无论涉及什么，若你患有病态型迟到，请意识到这些病态的迟到对你是有害的。别再试图认为以你的个人能力可以补偿那些反复的迟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觉。请使用双重闹铃法。准备两个闹钟。计算出你能够提前很早去赴约或工作所需的时间，即路上很不顺利时（地铁故障、大堵车……）所需的时间，而不是一切顺利时（地铁立刻到达，交通无比顺畅，偶然地、毫不费劲地就找到了距离很近的停车位）的时间。把这样算出来的出发时间设为2号闹铃的响铃时间。给1号闹铃设置比2号线早5分钟的响铃时间。当1号闹铃响起，你必须立即停止你正在做的事（绝不可以“我做完吧，要不了多久了”或一座被污染的城市。
      丽塔是一名教师，她和她的丈夫及两个孩子在巴黎生活。她在图尔度过了她的童年，她的父母仍然住在那里。强迫症始于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记不清当她初中还是高中时，在宗教学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自从孩子出生，这件事便又在她记忆中复活了：从那时起，所涉及的初中或高中就成了感染源，一切来自图尔的东西均是感染物。这导致了她和父母间的很多问题，她非常爱他们，可是避免去看他们。

      事实上，每次她从图尔回来，所有人都必须立刻去洗澡，所有的物品必须清洗或清洁。必须给汽车、童车消毒等等。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然，她是绝不可能让她父母来家里的，那完全无法设想。我们采用了使用抗强迫药物的药物疗法，也进行了认知行为疗法，她勇敢地配合治疗。丽塔带来一些被污染物件（一些在她家里但是她从来不碰的东西），例如她想读给她女儿听的她童年时代的书。

       有一天，我受邀参加个在图尔的洗礼仪式，我没忘记带回一包糖衣果仁，丽塔也勇敢地碰了它们。随后，她能够使用她父母给她的钞票了。要知道钞票通常是被视作重度污染的。最后，她甚至能跟那些受污染的物件一起在她的床上睡觉了。到了某一阶段，强迫症被瓦解、击溃了。她又能在参加完在奥尔良或布卢瓦举行的家庭聚会后返回巴黎，且不做出任何“去污染“举动了。再然后，她在自己家招待了整个大家庭。她甚至能够让父母在她不在场时待在自己家里了。目前，丽塔已不再受强迫症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