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他人”或他事做出的“以己度人”或“将心比心”的“移情理解”的真实程度或失真程度却各不相同，即有的人通过将心比心”确实达到了“知人知面又知心”的效果；有的人却陷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尴尬处境，有的则遭到狗眼看人低的怒斥。而要对这两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只能求助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移情认识”的主体及其对“移情”认识能力高低的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作为认识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活动同执行那种认识活动指令的大脑神经组织的关系，只不过是生命活动主体和它的器官之间的关系。这里的问题在于，是生命活动主体的活动需要及其发展、演变决定了器官的生长及其发展、演变，还是反过来，即器官的生长及其发展、演变决定了生命活动主体的活动需要及其发展、演变呢？科学实验和实践观察证明，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例如，在忧郁症的成因问题上，一些神经生理学家和药理学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传统的既定观念是将其归因于脑内部的生化不平衡。史丹佛神经内分泌学家沙波斯基认为，忧郁症是因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短缺所致。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研究人员研制出了“百优解”

和其他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用以提高大脑中血清素的量。然而，加州大学精神科医师、药理学家瓦柯维兹却另有主张，他认为忧郁症的生理机能根源可能在于压力荷尔蒙。他和其他研究者指出，当人面临压力时，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荷尔蒙，一旦脑中的压力荷尔蒙作用于血清第素与其他的神经传导物质时，就会引起生化变化，从而使人发生忧郁症。

那么，到底哪种压力荷尔蒙会引发忧郁症？研究者首先将焦点指向了皮脂章醇分泌量的变化，他们发现，皮脂醇的高分泌量与忧郁症的成因有较强的关联，因为皮脂醇会减少脑中血清素的活动。针对这个发现，瓦柯维兹和其他学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让九名忧郁症患者服用一种可降低皮脂做醇分泌量的抗真菌药物“酮康唑”（ ketoconazole），并观察其变化。一名优秀的心理工作者结果发现，六名皮脂醇分泌量未偏高的患者服药后病况并未改善，另

三名皮脂醇分泌量高的患者则在一个月内病情出现好转。可以看出，这种药物确有效用。但是当瓦柯维兹检查这三名患者的皮脂醇分泌量时，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皮脂醇分泌量并无明显的降低，而去氢上男性酯酮的分作部量却有改变。这使得瓦柯维菱把注意力从关

上男性酯酮分泌量的长期偏低是否是发生忧郁症的主要因素。尽管对到底哪种压力荷尔蒙是引发忧郁症的关键仍在探索中，研究者已经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即为什么某些人的压力荷尔蒙值会偏高？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有早期不被关爱的经历的人，比如曾有情感被剥夺经历的罗马尼亚孤儿，毕生都会出现压力荷尔蒙值偏高的不正常的生理效应。另一导致压力荷尔蒙分泌量长期偏高的原因，可能是某些痛苦的生命事件。

所有这些探讨已经表明，压力荷尔蒙值的偏高与人们的亲身生活经历有关。如果说压力荷尔蒙分泌量偏高可能是发生忧郁症的重要前兆，那么人们的亲身生活经历就可能是引发患忧郁症的最终原因。实际上，在神经生理学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对忧郁症患者进行的这些实验研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忧郁症患有大脑中的一部分神经组织必然出现紊乱，或者是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短缺，或者是压力荷尔蒙分泌过量。这就说明，忧郁症患者由于早年的生活经验而经常把自己置于孤独的处境，很少与他人交往，由此导致大脑中的那部分神经组织发育不平衡，甚至出现紊乱。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通过适当的治疗途径，比如鼓励帮助患者坚持正常活动，增加与他人的交往，同时辅以一定的药物治子春話话限陧轰阴中了“恶限是审「贸逐渐发育正常，并恢复其活力。

可见，是人类的生活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了人体意识活动器官组织的发育进化，而不是相反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四中的作用》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劳动对人的发音器官和大脑的发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促成作用。

他说道：“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人类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名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优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语言是从秀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一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在谈到由猿则脑逐渐地过渡到人脑时，恩格斯认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工作

这些论述已经得到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实。由此我们可以说，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不但决定了意识的产生、发展，也决定了人类意识器官的生成、发育和进化，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以及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各种需要构成了“移情”认识发生的动因，并不断推动着人类“移情”认识能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任何时候，人们的移情认识所反映的认识对象的真实度或失真度，取决于人们自身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如果人们实践活动的广度越大、深度越深，他头脑中用以“同化”他人、他物的那些“图式”—也就是他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就越可能在较大程度上符合自然界、社会和历史事物的真相，否则，就越有可能背离认识对象的真相。实际上，里普斯早在他的关于“移情作用”的阐释中就已经触及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这种向我们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一切活动之所以发生而且能以独特的方式发生，都因为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其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移置到在这种事物身上发生的或和它一起发生的事件里去。”“我们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事物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这个观点总是由和我们最接近的东西来决定的。所以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件的类比，即按照我们切身经验的例比，去看待在我们身外发生的事件。

他还进一步指出：“使我们感到愉快的并不是力量、努力、活动这类般观念所指的那种一般性的生气灌注。每一件机械的事件都有它的特性或特有的完成方式。它可以比较容易，较少障碍地完成。也可以比较难，要克服较严重的障碍才能完成；它所要花费的力量或多或少。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回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与它虽不同而却相类似的过程，使我们回想起自己发出同样动作时意象以及自然伴随这种动作的亲身感到过的情感。

里普斯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这种向审美者周围的对象灌注生命的活动之所以能发生，原因主要在于审美者自身的亲身生活经历，审美者正是通过回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而回想起自己发出同样动作时的意象以及相伴随的情感，并把这种情感灌注到审美对象中，从而达到物我一体的境地。应该说这里已经揭示出移情发生的根源和驱动力，是来自于审美一认识主体自身。遗憾的是，里普斯未能将这个观点贯彻到底，相反，他在论移情作用的结尾总结道：“移情作用的意义是这样的：我对一个感性对象的知觉直接地引起在我身上的要发生某种特殊心理活动的倾向，由于一种本能（这是无法再进一步加以分析的），这种知觉和这种心理活动二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裂的活动。”这样一来，他就把移情得以发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一种“无法加以分析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