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生活事件和持续性困境　生活中的重大变故称为生活事件，长期不能摆脱的困难处境称为持续性困境。前者表明个体面临的社会环境突然发生了改变，而后者则表明个体没有能力摆脱困境又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前面已经讨论过，“分离”和“失去”常常引起情绪低落。由此可以推测，一连串的生活事件，如果不足以导致疾病发作，至少也为疾病的发生提供了一定条件。Ｐａｙｋｅｌ报告，在最近６个月内有重大生活事件者，抑郁障碍的发病危险高６倍，自杀危险高７倍。他还发现，７０％的抑郁障碍患者经历过某种生活事件。有人还观察到，４２％的丧偶者在配偶死亡后一个月时，情绪低落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１５％的丧偶者在配偶死亡后一年时仍可以诊断为抑郁障碍。这表明生活事件在抑郁障碍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并非每个遭受重大生活事件者都发生抑郁障碍，因此，个体在遇到生活事件时发病与否还与患者的遗传素质有关。　　还有证据表明，生活事件影响抑郁障碍的病程和预后，使病程慢性化或使症状复现或复发。　

　（２）亲子分离和幼年丧亲　由于幼年失去父母影响了个体的自尊，推测这些个体成年期会发生抑郁障碍。虽有人报告，１１岁以前丧亲的个体在成年后发生抑郁障碍的风险增加，但是未得到更多研究的证实。有些作者认为，童年期母爱剥夺者成年后易发生抑郁障碍；但Ｐａｙｋｅｌ复习了１４个有关４　４研究，有７个支持这一观点，另７个不支持。　

　（３）父母教养方式　有人认为，童年期父母管束和控制过严者，成年后发生抑郁障碍的风险增加，但并未得到有关研究的证实。相反，保护过度和缺乏关心可能与轻性抑郁症发病有关。　

　（４）儿童期性虐待　有证据表明，儿童期遭受性虐待的女性患抑郁障碍和其它精神病性障碍的风险增加。　

　（５）人格　神经质、情绪不稳和依赖性高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发作。　

　（６）人际关系　缺乏亲密感可增加抑郁的发病风险，而良好的亲友关系对于遭受不幸的女性有减少抑郁发作的作用。与有良好亲友关系的人比较，冷淡和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的人经受生活事件时，发生抑郁障碍的风险增加３倍。相互依赖的亲友关系也有预防抑郁复发的作用。社会支持有利于减轻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降低抑郁发作的风险。　

　（７）其它　良好的婚姻可以降低抑郁障碍的患病率，离婚或分居者患病风险增加２倍。对于女性，维持不满意的婚姻容易患抑郁障碍。原有亲密关系的配偶在关系破裂后，无论男方还是女方，患抑郁障碍的风险增加５倍。失业者发生抑郁发作的风险增加３倍，可能是由于失业影响了经济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系统。　　心理社会因素在抑郁障碍的发病中有重要作用，至少是起促发作用。有可能是心理社会因素刺激了抑郁障碍相关基因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