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短新闻细思量一番，也挺有嚼头。你看《京华时报》的一条,说的是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干部孙振和央行金融研究所干部伍超明，因泄密分别被判刑5年和6年。“伍超明的律师称，他泄密主要是出于炫耀心理。国家保密局曾表示，此案有利益驱动。但在检方指控和判决中，均未体现出利益交换。”

　　究竟有无牟利？咱是局外人，不掌握事实，就跳出案子谈吧——也许有，那就叫出卖机密，当然可恶。但是，也许没有，人家无利可图也无心作恶，纯然炫耀机密而已。然而，其为害，是同等的，不都是将机密泄露出去了？

　　现在，格外需要注意的，恰恰是后一种情况。因为绝无以身试法的动机，自然也就不自认为“坏蛋”，还以为挺有脸面，从而全无心理压力，不见鬼鬼祟祟倒是咋咋呼呼，胆子来得个大。

　　泄密这个箩筐，装着居心叵测的坏蛋，但是看来，稀里糊涂的傻蛋，也许比例要大得多。长假里出门旅游，你没见过长途巴士里那班口无遮拦的朋友？什么话题都端出来，什么禁忌都忘精光。公司里的营销战略，固然充当谈资；研究所待批的专利，只管和盘托出；甚至国家机密，也不当一回事。

　　出门在外，和谐相处，热情交往，理有固然。真的，此刻管你原先职位多高，是科处级抑或什么更高级，都得放下身段，成为平等的游客。但是，请注意了，作为公民，尤其身为党员干部或公务员，“保密法”切忌疏忽了。须知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情报的任何泄漏，其后果不可估量。也许在车厢里、餐桌上并无怀有恶意的人，但一传十、十传百，那就保不住！就是保护企业的机密，也须慎之又慎，因为这可是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关节点。头脑中失却“保密”这根弦，必定导致失却企业优势，使多年“焚膏以继晷”的心血付诸东流！同时，又必然给一己带来很多事后的司法麻烦。

　　据我观察，某些朋友高谈阔论之际没有“分寸感”，背后潜伏着一种低级趣味：故作神秘地抛出点“机密情况”，似乎可以显示自己身价不凡。甚至在酒酣耳热时，个别人言谈间，竟会以“比机密”来比身份——这事情“很保密，不到咱科级就听不到”、那规划“对阿拉公司的老百姓不扩散”……好像机密掌握愈多则身份愈不得了。如此虚荣心，实在很低级很可悲。

　　不禁想到我国核科学的开拓者、资深院士王淦昌。要比身份，我们有几个比得上他？然而当他六十年代初受命试制核弹时，一篇报告文学描述他是这样严格地隐姓埋名：“从此，他改名为王京，把个人的热情和智慧都熔入民族群体的利益中去。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好像突然消逝了。”在试验场的工棚里，工人们只将这位王京视作“他们亲密的工友”。——这种高洁情操，值得钦佩。关键是摆正了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无非是大局所需，个人才参与若干机密，岂容泄露丝毫？你不知道我手握机密从而不认识我的重要性，又有啥关系？“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语)。我唯一关注的，是整体事业的成功，别无他求。

　　其实，即使在大洋彼岸，虽说有“华盛顿无机密可言”的俗话形容那里的政治生态，可人家的专业人士对待国家委托的事业也一样认真。请看诺奖得主、物理学家费米及其同事们，从1940年起奉调进入一个“冶金实验室”。费米从此每天早出晚归，却从不对外道及具体工作。直到1942年12月的一天，费米在家设晚宴招待同事，见众多赴宴的科学家都对费米说“祝贺你”，费米夫人仍莫名其妙。她心中的这个“谜”，又拖了三年，到1945年核弹爆炸、日本投降，才得以解开。原来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在那“冶金实验室”里制成，1942年底那个晚宴就是为此而举行。

　　安永会计事务所在去年曾经做过覆盖56个国家、1600个企业的信息安全调查，结果认为，和欧美企业相比，中国员工数据保密意识相对薄弱。据悉，为亡羊补牢，许多受访企业纷纷在内部管理和技术防范上升级，不惜花费。这是势所必至。只是我以为，还得同时来个思想升级才行，将那些以“比机密”来显摆的低级趣味都抛得远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