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三重价值
(2015-11-08 16:27:10)
很多家长不让孩子干家务,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孩子的家务活做得不利落、效率低。“让孩子做半天家务,最后我还得收拾,不如我自己动手呢!”
在这个细小而又常见的生活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目的的冲突———教育和效率。让孩子做家务是为了锻炼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想来家长也不否认这一点。但孩子又确实做不好家务。家长权衡再三,还是有取有舍了。任何一个行动都会有三重收获。一件事办成了,我们能得到实际收益,这是它的成功价值。通过办这件事,我们获得经验教训,锻炼了技能,获取新知,丰富了阅历,充实了心灵,这是它的成长价值。我们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总能感觉到痛苦或者快乐。如果我们在行动过程中感受的主要是快乐,那么这个行动就有快乐价值。反之则算是负快乐价值。在不同的行动里,三重价值的选择有先有后。我们要做一笔生意,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收获生意场上的经验只是次要结果。我们在课堂里做习题,主要目的是掌握知识。习题做错了,反而有助于我们发现自身的问题。我们去河边钓鱼,主要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体验快乐,并不在意钓了多少条鱼。如果人们在一个行动中同时收获成功、成长和快乐,那当然最好。但世间极少有两全其美的事,更何况三全其美。三重价值经常在一个行动中构成冲突,逼着人们做取舍。
(1)成功VS成长教育学家很早就总结出一个规律,要想使学生获得进步,给他们提供的作业难度必须达到“跳起来才能够到”的程度。太容易的练习学生做起来得不到收获。这是许多家长不了解的,他们往往为孩子做错的每道题痛心疾首。其实,百分之百都能做出的习题并不能让孩子掌握知识。成功、成长、快乐。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成语很好地概括了“成功”和“成长”的冲突。一个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仍然会使我们获得成长。正是失败使我们知道什么事不应该去做,矫正了我们错误的行动方式。而且,由于失 败 比成功更刻骨铭心,人们从失败中获得的成长总是大于成功。(2)成功VS快乐成功并不等于快乐,人们往往难以理解这个公式。大家习惯单方面看待他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既然功成名就,为什么还会不快乐呢?哲人们思考得自然更深入。西方近代伦理学家边沁提出过“功利主义伦理学”,把“最大化的快乐”作为善的标准。受过近代科学熏陶的边沁甚至开列出复杂的计算公式,试图从几个方面来计算“快乐的最大值”。如今心理学中“压力指数评定”的研究还有边沁哲学的影子,只不过是从“快乐值”的计算改变为“痛苦值”的计算。这个理论刚提出来,就被世人嘲笑为“猪”的哲学:一头吃饱睡足的猪可能比苦思冥想的苏格拉底更快乐。其实,边沁提出了一个重大人生问题:事业成功和主观快乐往往不能直接画等号,甚至会产生矛盾。但是在边沁时代,成功和快乐的矛盾还不是很深。
当时,人类处在普遍贫困中,一个人能够在官场或者商场上成功,能够支配更多的物质财富,往往就等于直接带来 一头吃饱睡足的猪可能比苦思冥想的苏格拉底更快乐。幸福感。这种将成功等同于快乐的错误观念一直流传到今天,仍然在主导着社会价值观。然而,每一个告别了普遍贫困的国家 和 地区,都有一些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拼命追求功名利禄,以至于压抑了个人享受,损害家庭关系,一天都得不到放松,这样做是否值得?
成功能否直接给我带来快乐?其中相当一批人已经选择了“不必活得太累”的目标。前不久笔者听到一则新闻:有些高收入的英国白领,比如银行经理,选择改行当火车司机。这一行收入虽然不多,但是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固定,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留给个人生活,而不至于在飞来飞去中牺牲自我。这就是放弃成功追求快乐的典型例子。在中国的发达地区,舍成功取快乐也已经成为一些人的选择。笔者遇到过几位高薪岗位的年轻人,有的年薪达到十万元。但他们却想转行做心理咨询,理由只是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不快乐。当然,这里面多少还有对心理咨询业的幻想,以为这个行业可以在不降低他们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快乐。但把“不快乐”当成转换职业的出发点,确实是值得重视的。笔者还认识一位五十岁才起步的业余作者,他放弃了年收入几十万美金的外贸中介业务,全身心投入写作。目前的收入完全无法抵上支出,靠吃积蓄来支撑他的精神生活。又比如,当下中国城市阶层关注的“房奴”问题,也包含着“成功”与“快乐”的冲突。成为“房奴”的人往往并非因为无房居住,迫不得已才买房。与他们在筒子楼、单位宿舍,甚至临时建筑里成婚和生活的父母相比,居住条件已经宽裕了许多。“房奴”们是在炒房,是在追求财富上的成功。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去买小户型,而是买三居室。或者一个人已经有落脚之处,又用房贷买第二、第三处房,都是在试图通过房价来追求财富增值。而“房奴”这个称呼无论赋予他人还是自称,都明显有“悲惨”、“低贱”的意味。一个人把大部分薪水用来还房贷,牺牲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的生活快乐,这样是否值得?这就是包含在“房奴”现象中快乐与成功的矛盾。(3)成长VS快乐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类从很久以前就知道成长必须伴随痛苦的道理。斯巴达人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他们不惜继承野兽的传统,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在外面受苦,以获得成长。心理学在研究技能形成时,发现了平台期(又称高原期)的现象:人们学习一门新技能,最初成绩提高很快,后来便会停滞不前,尽管练习次数增加,练习时间延长,成绩却不提高。在一个以时间为横轴,以成绩为纵轴的统计图表上,就呈现出一个
“平台状”。形成“平台期”的原因有几个,其中一条就是,人们在接触一门新技能时有新鲜感,跃跃欲试,摩拳擦掌。这个时候,成长与快乐同步。练习一段时间后,枯燥感增加,成长和快乐就产生矛盾了。练习者必须付出更多的耐心来克服不舒适。任何一个行动都同时包含着这三重收获。然而,我们并不总能明确地从一个行动中观察到它们。就时间而论,快乐价值来得最快,不等行动结束,人们在行动过程中就能够感受到。成功价值稍迟,直到一个行动结束后我们才能看明白。比如,一个生意人刚开始操作某个新项目,可能会有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赔钱,但最后能够获利。他在过程中不快乐,但结果却是成功。而成长价值来得最晚。
一次行动能够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可能要在许久以后才能体验到。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三重价值的表现也不相同。如果我们是在观察自己,那么同时包含在一个行动上的三重价值,以及它们的冲突,我们自己会很清楚。但我们观察他人时就不那么清楚了。如果观察对象生活在你身边,可以天天目睹,你直接能观察到他的快乐和痛苦。如果是你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人,比如传媒上出现的新闻人物,或者几乎难见几次面的顶头上司,你最容易观察到他做一件事成功与否,因为行动目标多有明确的标准,比如财富总量,年收入,能不能进富豪榜,各种奖项,金牌,职称评定等等。而当事人在追求这些的过程中是否快乐,那就只有靠想象了。毕竟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说自己不快乐,特别是在功成名就之后。
而无论是你身边的人,还是你难以直接观察的人,成长价值最难观察到,因为那完全属于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他不开口我们就无从得知。也正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标准,成长价值总是被人们所忽视。写到这里,笔者想起大学时的一位同学。那时候高考升学率远低于现在,进入大学的拼杀更为惨烈。大一时新同学碰到一起,议论刚刚过去的高考生活,无不心有余悸。偏有一位男生对大家说,高考考的不是知识,是毅力。高考都闯不过来的人,将来能在社会上混出模样吗?毕业以后他辞职下海,几起几落。我曾经见过他赔钱时的惨状。但现在他已经拥有一份不错的个人产业。因为如今很少接触,他是否快乐我就不清楚了。但以他的性格,确实能够不断地将失败和痛苦转化为人格的成长———这个最长远、最终极的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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