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猜度，“本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对付重压下的“自我”，“自我”则试图抓紧现实来保持其正常状态。假如那二者的力量过于强大，就能成功地松动和改变“自我”的组织，使得“自我”与现实的本来关系受到干扰或者走到了尽头。我们已经在梦中见到过这种事：当“自我”被从外部世界的现实中分离开，它在内心世界的影响之下就会进入精神变态了。我们的治疗计划奠基于这些发现。“自我”被内心的冲突削弱，我们必须帮助它。

       事情就像是在一场内战中，胜负将被一个外部同盟者的帮助决定一样。精神分析医生和被削弱了的“自我”，以真实的外部世界为基础，结为同盟共同对敌，即“本我”的本能需求和“超我”的认真的要求。我们彼此形成协定。患了病的“自我”保证有最彻底的坦白，———即保证将其自我知觉到的所有东西都交给我们整理；我们对患者保证有最高限度的审慎，将我们解释受无意识影响的材料的经验交由他利用。我们的知识能够补偿他的无知，使他的 “自我”重又能控制他在精神生活中失控的那一部分区域。这个协议就是精神分析的一般情况。刚迈出这一步，第一个失望就在前面等待我们了，这是对我们过分自信的第一个警告。如果患者的“自我”在我们共同的任务中是一个有用的助手，无论受到敌对力量多么严重的压力，它都得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及对现实要求的一些片断理解。不过无法期待精神病患者的“自我”能够做到这些；它不能遵守这类协议，其实它几乎不能受这协议的约束。它很快就把我们和我们给他的帮助撇开，把我们列入对它不意味着任何事情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放弃对精神病患者给予治疗的计划———也许永远也许一时放弃，直到我们寻找到更适合于他们的治疗计划。然而，还有另一类与神经症患者明显地非常相像的有精神上病症的患者———大量遭受神经官能症折磨的人。决定他们的病的因素以及发病机制一定相同，或者至少非常相似。但是他们的“自我”的反抗更强，组织的零散性也要少。他们中有许多人虽然有疾病和机能失调，但是能够保持他们正常的生活。这些神经症患者表示出准备接受我们的治疗。我们把兴趣集中在他们身上，看看在多大程度上、用什么方法能够治疗他们。这样，我们就同这些神经症患者达成了协议：一方完全坦白。  

     《精神分析纲要》选读方严格审慎。看上去我们就像是仅仅想要成为非宗教意义的听取忏悔的神父。不过这里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想从患者口中听到的并不是仅他知道、而对别人隐瞒了的事情；他必须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为此我们给他一个关于我们所说“坦白”的详细定义。我们发誓遵守分析的基本原则，这在此后将支配他对我们的行为。他不仅必须告诉我们他会有意地和自愿地说出的事，说出这些事就像忏悔一样能够给予他解脱，他还必须告诉我们他自我观察到的和脑子里闪过的任何事情，即使这些事情他很不情愿说出来，即使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或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他能成功地强制自己脱离自我评论，他就能够给我们提供出一大堆材料———思想，观念，回忆等———这些都在无意识的影响之下，常常是无意识的直接产物，因此它们能够使我们估量他被压制的无意识材料，并通过我们给予他的信息而扩充他的“自我”对其无意识的知识。但是事情远非如此：他的“自我”满足于被动地、顺从地提供我们需要的材料，并且相信和接受我们对于这些材料的解释。会有一些别的事情发生，其中有少量我们能预见到，其他的事情则必定会让我们惊奇。最值得一提的是下面这事。患者不满意根据现实把分析着当作帮助者和指导者、他们此外还为其承担的艰苦任务收取报酬、满足于充当诸如在困难的登山中的导游之类的角色。相反，患者在分析者身上看到了一种在其童年或过去时候的某重要人物的返回或再生，从而把对这个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个移情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了是一个有着梦想不到重要性的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严重危险的一个源泉。这个移情是冲突的：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肯定的（爱意）和否定的（敌意）两种态度，分析者一般被当成患者的父母的一方，或为父亲或为母亲。只要移情是肯定的，它就会非常有利于我们。它改变了整个分析的境况；它把患者想变健康和从精神折磨中解放出来的理性要求推到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患者想要取悦于分析者，获得分析的赞赏或爱慕。这个目标成了患者与分析者合作的真正动因；他的虚弱的“自我”变得强大；在其影响之下他能做到通常根本无力做到的事；他没有了病的症状而似乎是明显地恢复健康了———原因仅仅是为了分析者。分析者或许会羞怯地在内心承认自己担当了一个困难的任务，却一点也不会怀疑自己掌握着超常的力量。而且，移情的关系还带来了两个更大的好处。如果患者把分析者当成了他的父亲（或母亲），他也同时把他的“超我”加于“自我” 之上的权力给了分析者，因为他的父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其 “超我”的起点。现在，这新的“超我”便有后教育的机会了，这种后教育能使患者父母在教育他时所犯的错误得以挽回。但是在这一关口上，必须警惕不要滥用这种新的影响。不论分析者多想成为老师、楷模和理想人物，想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都不能忘记那并不是他在精神分析中的任务。事实上，如果他听任他的倾向性的引导，就会不忠于自己的任务。如果真那样做了，他将重蹈那些以自己的影响压制孩子独立性的父母的覆辙，以一种新的依赖性来代替早期的依赖性。分析者在改善和教育患者的一切尝试中，都应该尊重其个性。他可以合理施加的影响的量，应取决于患者表现出的其发展受压抑的程度。有些神经症患者是如此幼稚，在精神分析中也只能被当做儿童看待。移情的另一个好处是，患者会在移情中清楚地展示出他的生活经历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若非移情作用他很可能只给我们一个不充分的叙述。就好像是他当着我们的面做了这一切，而不是把它们告知我们。现在看看移情的另一方面。

        既然移情能再现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他也会把那种关系的冲突性接过来。这种情况的发生几乎不可避免：某天患者对分析者的肯定态度变成为否定的，也就是充满敌意的态度。这一般是对过去的一种重复。他对父亲的顺从（如果涉及到的是父亲），他企求父亲的喜爱，都可以在他对父亲的一种根源。时不时地这种要求还会在移情中向前发展，执意要求得到满足。在精神分析的场合中，这样的要求只可能遭到挫败。在患者与分析者之间有真正的性关系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更暧昧的满足方式如表示喜爱、亲近等，都几乎不为分析者所赞许。这种拒绝态度是患者转变的一个契机：很可能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患者的童年时期。在积极移情的影响下的治疗成功，尽可被怀疑为是具有猥亵性质的。假如消极移情占上风，它们就会像稻壳在风中一样给吹跑了，我们恐慌地观察到，迄今为止所有的辛苦和劳动都白费了。

       确实，我们原视为患者在智力上的永久性收获，患者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对其有效性的依赖，突然之间就消失了。患者表现得像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儿童，盲目相信他所爱的每一个人而不相信任何一个陌生人。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错误地理解了这些状态的性质，以新的真实存在的经验替代了对过去的思考。如果他（她）认识到隐藏于积极的移情作用后面的强烈的情欲，他相信自己陷入了炽热的爱情中；如果移情改变了，他会感到被污辱、被忽视，他恨分析者如同恨敌人，准备放弃治疗。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的一开始时所订的协议，对于继续这个合作性的工作毫无用处了。把患者从危险的幻想中拉出来，一再地向其证明他当成真实生活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对过去的回忆，是分析者的一个无时不在的任务。为了防止患者陷入不相信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须小心，不要让患者的爱和恨达到极端的程度。为达此目的，分析者就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让患者对这些可能性有思想准备，不要忽略它们的第一个征兆。按这条路子仔细控制移情，一般总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我们成功地启发患者认清移情的真实性质，如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我们就从他手中夺走了他赖以抵抗的有力武器，把危险转化为收获了。因为患者从来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方式经历过的东西；这比用其他任何方法让他获得的东西都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们认为，如果患者不是在回忆而是在移情之外还有所举动，那是最要不得的。对我们的目的来说，理想的行为是患者在治疗以外的时间尽可能地是行为正常，而仅仅在移情中表露其异常反应。

       我们加强变弱了的“自我”的方法以扩充患者的自我认识为起点，这自然不是整个故事而是其第一步。失去这种认识，就表示“自我”向威力和影响低头；这是“自我”被“本我”和“超我”的要求禁锢和阻滞的第一个可感征兆。相应地我们能提供的第一部分帮助就是我们的智力工作，鼓励患者在其中给予合作。这第一种活动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是为另一个更为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工作中的动力因素，即使在一开始的阶段。我们从种种来源搜集工作所需的原料———从患者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中，从他在移情中表现给我们的东西中，从解析他的梦所达到的东西中及他失口说出或动作倒错泄露出来的东西中。所有这些原料帮助我们解释发生在他身上、但被他忘记了的事，以及现在正发生在他身上而他无所理解的事情。但在做所有这些事情时，我们将永远不能不在我们的认识和他的认识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我们避免立即告诉他我们经常在工作的早期发现的事，避免告诉他我们对这些发现的整体想法，我们需要仔细考虑在什么时候才把一种理解告诉给他，等待着今后在我们看来是合适的时机———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一般我们要推迟告诉他一种构想或解释，直到他离我们的这种构想或解释如此之近、只差一步就能达到为止———尽管这一步事实上是决定性的综合。如果我们用另外的方式去做，在他准备充分之前就告诉他，他就被吓住了，我们的信息或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或者激起地反抗的爆发，其反抗会使我们取得进展更为困难、甚至于有完全停顿的危险。可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患者会立即证实我们的构想，并且他自己会忆起已经忘却了的内心或外部的事件。我们的构想愈是在细节上与他忘记了的细节一致，他就越容易同意我们；在那个特定的事情上我们的认识也会变成他的认识。

      说到反抗，我们就到了任务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通过反精神注入的方式，保护自己不受自己不情愿接受的无意识和被压抑的“本我”因素的侵扰，如果“自我”要正常工作，就必须保持完整无缺。“自我”感受到的压力越大，它就越紧张在附着于（好像在惊恐中）这些“反精神注入”，以保护其剩余下来的部分不受进一步的侵扰。但这种防御的目的怎么也不与我们的治疗目的相一致。相反，我们想要的是“自我”由于确信我们的帮助而变得勇敢起来，敢于进攻而重新获得失去了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知晓了以抵抗我们工作的方式出现的“反精神注入”的力量。“自我”惊慌失措地从这些任务面前退却，这些任务似乎很危险而且预示着不快；如果想让“自我”不令我们失望，就必须时时地鼓励和抚慰它。贯穿于治疗的始终、且在工作的每个新的片断都更新了的抵抗，被认作是“因压抑而起的反抗”，这不完全正确。我们将会发现这并不是我们面对的惟一的反抗。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这种场合，起作用的两方在一定程度上颠倒过来了———因为“自我”努力反对我们的诱导，而通常是我们的反对者的无意识却来帮忙，因为它具有一种自然的“向上的驱动力”，且最渴望跨越它既有的边界而向前推进到“自我”之中并因而达到意识之中———那会是一件有趣的事。如果我们达到目的，能够诱导“自我”克服阻力，这场斗争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而它是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斗争的结果倒无所谓：或者是“自我”经过重新检验后接受了它一直拒绝的本能要求，或者是再一次排除它，这次是永远地排除了。

      在每种情形，一个永久的危险都被处理掉了，“自我”的作用范围被扩大，能量的浪费性消耗成为不必要的了。克服阻力是我们的工作中最花费时间、最为麻烦的一部分，但是这很值得，因为它对“自我”产生了一个有利的改变，使它能保持对于移情作用的结果的独立性，并对生活有用处。我们也曾在同时试图摆脱在无意识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自我”的改变；因为每当我们能够监测到“自我”的衍生物时，我们都指出了其不合理的根源并诱导 “自我”拒绝它们。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帮助协议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任何源于无意识侵入的此类改变都不能超过一定的量。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越远，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生活的透视也就越深，两个新的因素也就越明显地促使我们注意它们，它们作为反抗的根源需要密切关注。两者都是患者不知道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在订立协议时考虑进去；它们也都不是起源于患者的“自我”。它们或许能够都包含于“患病或受难的需要”这单一的名字下，但二者有不同的起源，虽然在其他方面它们也有类似的性质。两个因素中的第一个是负罪感或有罪的意识，尽管这么叫了，但是患者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它。很明显，它是变得特别严厉、特别残酷的“超我” 产生的那部分反抗。患者不能恢复正常而只能保持病症，因为他还做不到更好一些。这个反抗实际并不干涉我们的智力工作，但是使之无法起作用；确实，它常常允许我们移去神经症患者的一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但是却随时会代之以另外一种，或者以某种肉体上的疾病代之。负罪感也能解释我们偶尔会观察到的、在真正的不幸后严重的神经症之被治愈或好转：真正起作用的就在于患者应该是痛苦的———以哪种方式倒无所谓。这种人经常以毫无怨言的顺从态度来接受命运之多舛，这十分奇怪，但也能揭示很多东西。在阻止这种反抗时，我们被迫克制自己，专注于让患者意识到它，且力图使敌对的 “超我”慢慢消灭。不太容易一些的是阐明另一种反抗的存在，我们与之斗争的手段特别不恰当。有许多神经症患者，根据其反应来判断，其自我保护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弄颠倒了。他们除了自我伤害、自我毁灭外似乎没有别的目的。很可能那些实际上最终自杀了的人也属于这一群体。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些人中本能发生了深层的平息，结果是有了向内的、过量的毁灭性的本能的释放。

       这些患者不能容忍通过我们的治疗而获康复，用全力来抵制治疗。但必须承认，这肯定是一个我们尚未能够完全成功地解释的情形。让我们再次扫视一下我们在试图为患者的“自我”提供帮助时达到的场景。那个“自我”已经不能完成由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赋予它的任务。不是它的所有的经验都受它控制，一大部分贮存的记忆都逃离开了。它的活动由来自“超我”的禁锢控制，其能量徒然消耗在抵抗“本我”的要求的努力之中。此外，“本我”的不断骚扰造成的结果是，它的机体组织被损坏了，不再能够进行任何综合，它被相互敌对的欲望、未解决的冲突和未解除的疑虑搞得不得安宁。首先，我们让患者被如此削弱了的“自我”加入我们的纯粹智力性的解释工作中来，其目的在于暂时填平患者精神资产中的空缺，把他的 “超我”的权威转给我们；我们鼓励它开始与“本我”提出的每个要求作斗争，征服与之相连而生的抵抗。与此同时，我们通过监控由无意识强行打入“自我”中的东西和强烈要求而恢复“自我”的秩序，通过追本溯源而将其置于批判之下。

       我们给患者提供各种功能的服务，作为权威和其父母的替代者，作为教师和教育家；而作为分析者，如果我们把他的“自我”的精神活动过程提高到正常水平，把已经成为尤意识的受压抑的东西转变为前意识的材料，并再次将它追回到 “自我”的掌握之中，我们就算是做得最好了。在患者这一方面来说，有些理性的因素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源于痛苦、动机是恢复的要求，以及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展开中可能在患者那里唤起的智力上的兴趣；但是远为强劲的力量是他提供的积极的移情。另一方面，与我们对抗的则有消极的移情及“自我”由于受压抑（即对于使自己忍受强加于己的任务而产生的不快）而产生的抗拒。由于与“超我”的关系而产生的负罪感及由于他的①本能的经济上的深刻变化导致的患病的需要。后两个因素所占的份额决定了病的情况属于轻微还是患病的需要。后两个因素所占的份额决定了病的情况属于轻微还是，既可作“它的”解释亦可作“他的”解释；似乎更像是指作为整体的人而非“自我严重。

       除此之外，也可能分辨出其他一些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因素。一些精神上的惰性，或里比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固恋）的迟钝，不可能受到我们的欢迎；患者提纯其本能的能力有很大的作用，他提升其本能的粗野生活的能力也是一样；还有他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也具有很大作用。我们不会失望，相反，如果我们达到这么一个结论，即我们从事的斗争的结果取决于量的关系———我们能从患者身上发动的有利于我们的能量与对立力量的能量总和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里上帝又一次站在了大多数的一边。确实，我们不总是能够胜利，但至少我们一般可以知道为什么没赢。那些仅从治疗上的兴趣来追随我们讨论的人，也许会在我们承认了这些之后轻蔑地走开。但是这里我们仅涉及了心理方式的治疗；目前尚无他途可循。未来也许会教会我们通过特殊的化学物质对精神器官中的能量及其分布施加直接影响。可能有其他意想不到的疗法，但此刻我们不掌握任何比精神分析技术更好的东西。正因如此，尽管这种技术还有局限性，却不应被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