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急躁”和“爽直”的态度
(2014-05-16 16: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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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结果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急躁”和“爽直”的特点。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不鼓励个体表现“急躁”和“爽直”，而且要求个体表现出与急躁和爽直相反的“平和”与“含蓄”。《论语》中有多处提到为人、为政的根本就是谨言慎行，如“多闻阕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阕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卷二·为政》）［十三经注疏（整理本）（２３）：论语注疏，２０００］。耐人寻味的是，中文里“文化”本含有“文饰化裁”之意。在古文字中，文通纹，化通变化，或花、华，即“在表面进行整饰以使其发生变化”之意（黎鸣，２００３）。在信奉“人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矫饰”，以“遮掩”行为的真实面目，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更接近人性，即“善”或“完美”。而“文饰”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言行与人性（善）更接近，因此实际的言行之上都已经增加了一层“文饰”，变得面目不清了。即使言行中并未表现出“恶”，也会在自己的言行之上增加文饰以彰显人性的“光芒”。
例如，无论面对成功或失败的情境，中国人都倾向于为自己辩解，只是辩解的目的有所不同：失败时辩解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行为“看上去没那么糟”，而成功时辩解的形式是自己的行为“没那么好”，但目标是为了使自己“不表现”骄傲，以及一旦表现不好，也可以更方便进行辩解（王登峰，１９９２ａ，１９９２ｂ，１９９２ｃ）。中国文化的“文饰化裁”特点会影响到个体对自己言行的控制以及对他人言行的认识。首先，中国人在表现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之前虽然要对
“其个人效果”进行评估，但更需要对自己言行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在很多情况下，尽管自己非常希望表达某种意愿或做出某种行为以达成自己的内心需要，但由于直接表达可能会有违社会规范或他人的期望，或可能造成他人的消极看法而只好作罢或以“转换”、“曲折”、“间接”的方式表达。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直接表达的意见或行为并非内心真实想法的确切含义，而很可能是经过“文饰化裁”以后的表达。因此，中国人很少会不加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意见，即使是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也会因为担心被人认为是骄傲而不去表达。当自己拿不准是否正确时则更难表达。在中国文化中，直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和看法往往被看做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王登峰、崔红，２００４ｃ）。
另外，如果个体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不同，行为的掩饰性也应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工人农民对自己言行的掩饰可能比较少，行政管理人员和教科文卫人员可能更需要掩饰自己，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人员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可能会比教科文卫人员容易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掩饰。在本研究中，工人农民的“急躁”和“直爽”分数都比教科文卫和行政管理人员高，而且教科文卫人员的“急躁”分数比行政管理人员高。女性比男性更急躁，以及年龄越小越急躁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总体上女性比男性更“急躁”、更“直爽”，但有配偶者中在３６～４５岁（壮年组）时男性比女性更急躁和直爽，无配偶者则在４６～６２岁（中年组）时男性比女性更急躁和直爽。这表明婚姻状况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性特点，而且有配偶者比无配偶者出现性别差异反转的时间提前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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