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故事系列之六

               谏官之责

     景祐三年（1036年）秋天，韩琦就任右司谏。

     景祐年间（1034——1038年），水患、旱灾、地震灾异频见，朝野人心惶惶，上下不安。仁宗皇帝对道教深信不疑，在皇宫中的大庆殿内开设道场禳灾，同时分派使者到各地的名山圣地向神仙祈福消灾。朝中平庸的内阁宰臣更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朝中一些年轻有为的朝臣因志同道合，经常聚集在韩琦的周围，议论国事朝政，抒发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大家对朝廷软弱无能、无所作为议论纷纷。这些宰执们对朝廷的纲纪堕败、又连遭天灾，却置若罔闻，迂腐昏庸，专注佛事，沉迷祈禳，于国无任何益处！

     韩琦觉得自己身为谏官，在国家危难时刻，应该站出来说话了。韩琦指出：历代皇帝祈禳，首先要自我反省，整饬朝政，修德理刑，广求治国益言，才能减灾免祸。

     韩琦又特别指出大庆殿乃国家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是个庄严肃穆的神圣地方，不容僧道之人在这个地方昼夜喧嚷，有损朝廷威严，有失国家法度，对神灵也大为不敬。如果一定要搞的话，移置别所。韩琦这番义正严辞的谏说，仁宗皇帝顿悟，也觉得十分有理，欣然采纳。

     宋朝自刘太后垂帘听政开始，朝中出现了很多腐败之风，有的不走程序升官封赏，有的行贿受贿，投机专营，走后门跑官要官，使朝中存在诸多弊政，腐败之风盛行，败坏了朝廷的纲纪。正直的韩琦，希望朝廷降诏申谕，并建议，对有关国家大政的重要官职，皇上要征求朝臣们的意见，不得草率从事，对那些不择手段，妄求迁转者，当从重严处。

      韩琦的这一奏章，受到仁宗皇帝的首肯，并且又加了一条，即对那些执意妄行，知法犯法者，让御史台及时予以纠劾。这对当时官场上的投机钻营、行贿受贿之辈是个很有力的遏制和打击。

      当时，朝中有四名宰相，王随与陈尧佐为宰相，韩亿与石中立为参知政事。这四个人平庸无能，才德低下，心胸狭窄，任人唯亲，朝政败坏，众望不协，位居显职而罕所建功。首相王随，一遇国家大事或佛道祈禳即装病告假，简直是一个贪禄窃位的病宰相，其德其能远不符合百官之首的要求。次相陈尧佐老迈昏聩，私心重重，欺上瞒下，违法乱纪。参知政事韩亿为儿子跑官不说，还让兄弟两人换来来换去，把朝廷官职视为自家私物，为所欲为，影响极坏。参知政事石中立担任副相后，并未看到他谋划国家大政方针上有所建树。

      性格直率倔强的韩琦不计名利得失，一心为大宋江山社稷着想，不断地向仁宗皇帝奏疏，坦率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要求罢免平庸的宰执。仁宗皇帝看了看，却犹豫不决。韩琦毫不气馁，又上一奏折，并向仁宗皇帝指明：

    “如果皇帝认为罢免宰相事关重大而犹豫不决，难道是想任由几个庸医断送祖宗八十年太平基业！我一个小小的司谏，犹能不畏权贵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一再上疏，所希望的是您这样一位有尧舜之德的皇帝，不因为奸佞当道而堵塞言路，黜退贤良，从而开千秋基业，致万世太平。”

     韩琦为了坚定仁宗皇帝的决心，以性命为代价，接着又上一奏折，半年之内他上了十余本奏疏。他在奏疏中说，如果皇帝认为我是过分诋毁他人，离间君臣而不执行，那我情愿将我的奏疏公示于朝堂百官会议上，并委派御史台监督朝议讨论，以明是非。如果我的谏言不错，则乞求皇上对于庸臣予以罢免。如若认为我的行为虽于朝政无损，于国体无害，那是我自己发狂，则可问罪与我，我决不逃避。愿皇上勤政答天，申明赏罚，判其邪正，以塞群议。

     韩琦的奏疏一针见血，义正言辞，秉公直书。以一个谏官的责任，站在江山社稷的政治生态高位，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又给仁宗皇帝指出一条路。

     韩琦的公而忘私，锲而不舍的韧性精神，深深感动了仁宗皇帝，也终于促使仁宗皇帝痛下决心，将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宰相同日罢免。

     这真是石破天惊、震动朝野的大事。那时，韩琦仅二十九岁，在小小的谏官位置上只待了两年，前后上疏七十有余。竟然一下扳倒四位宰执，一鸣惊人，声誉鹊起，成为深孚众望的朝廷柱石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