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下）

                                           郭文斌

          仁会遗传

有一个大秘密孔子没有讲破，那就是仁的遗传学意义，当一个人到达仁的境界以后，除了自己快乐，还有什么好处？孔子自己没有回答，但是别人替他作了回答。据载，当年孔家向颜家求亲，颜父一听是孔家，立即同意了这门亲事。颜母说，女儿的终身大事，你也不去考察一下，至少应该面视一下当事人。不想颜父说，不用，孔门乃积善之家，不会有错。颜父的话果然应了验，后来孔门出了一位圣人不说，而且家道两千余年不衰，现在家谱已经记载到第七十几代，仍未衰相。当然，孔子是大济世家，肯定不是出于求得善报才去行道，但是对于世人，特别是讲究现实功用的世人，这个秘密不应该不让它公开。据研究，人的遗传基因中有一种类似于计算机芯片的东西，自动记载着人的善恶，并且按照一定的程序定时结算，阶段性地或者永久性地公布一下，那就是报应；被奖励者鸿运当头，被惩罚者运气扫地。这种结算有时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有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只要你活着，就不能逃脱它的监控。有许多生命科学家已经发现，接受别人的良性祝愿可以改良人的细胞组织，而一些非常的大祝愿可以改变人的细胞组织，当一个人在万分感激的情况下，发出的感激会把一种类似遗传密码的东西发送给施恩者，这种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好运制造者。窃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祝福吧？古人肯定是看破了这一点，过去的那些郎中，四处行医，一不收钱二不收财三不留名，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一秘密的。有人考证过全国不少高考状元，居然有一半他们的祖上是被世人传颂的教育世家。

报载，新加坡有一老太太，今年已经一百一十岁了，还能像小孩一样翻跟斗，好像不知道老是怎么回事似的。她的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收养孤儿，办孤儿院，一百岁时，政府不让她工作了，给她发津贴，“勒令”她在家休息，可是没用，公差前脚走，她后脚又溜到孤儿院去了。报载，宁夏某县有一位名叫田振业的老人，八十岁时被大夫宣判“死刑”，不想八十四岁了，还能骑着自行车上街，截止此年，他已经有十四个孙子考上大学。据知情人讲，这位老人一生行为特别，有许多关于他的“段子”：当年给中学当出纳，煤油照明时代，一天傍晚，校长端了两盏灯去盛煤油，其问为何，校长说，一盏是爱人的。他说你爱人在小学，你到小学盛去。我们可以想象，校长如何尴尬。电力照明时代，上自习停电了，其把蜡烛依剩余的自习时间按比例切成半截给教师分发，教师们气得叫“田半截”。集资办学期间，盗贼半夜来偷木料，他为了追回一根松木椽子被小偷打得住院。许多辍学的学生被他悄悄叫回来，悄悄地接济，学校和教师却一概不知，直到后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了，工作了，人们才从他们的文章中知道田振业老人的这一善行。更让人不可接受的是有许多过路的乞丐，都被他收留过夜，翌日走时，还打发盘缠。等等。同这些“段子”一样，人们也传颂着在他身上发生的许多奇迹：骑自行车从几十米深的渡口掉下去，换了石头，也要摔碎，不想他翻起来扛了摔得稀巴烂的自行车没事似的回家；把新房子让给年轻教师，自己住危房，有天夜里，在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房子塌了。等等。

　　前段时间，有朋友强烈地推荐一本书，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书都可以不看，唯独这本书不能不看，说他的孩子原来是个问题学生，五毒俱全，看此书后，焕然一新，脱胎换骨一样。我问是什么书竟有如此魔力，他说《了凡四训》。又是《了凡四训》，当年那位高士推荐给我，因为书店没有卖，就作罢了，这次就想知道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了。上网一查，原来是明神宗年间一位名叫袁黄（号了凡）的大进士给自己的儿子写的，果然了得。他对“仁”的遗传学秘密做了革命性的阐述。古人讲，错过是罪，就我多年的阅读经验，不敢说“书无未曾被我读”，但也读了不少了，但我觉得，这本书的确是不能错过的。宋儒朱熹有一首诗讲得非常好，他说“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我读过此书的感觉是，以前我们的教育大多都是“枉费推移力”，如果让孩子们自己读了此书，就可以“中流自在行了”。话说回来，如果让世人懂得了“仁”的遗传学秘密，那么也可以“中流自在行了”，社会也许可以不必要那么多警察了。

                                 “学而时习之”和“学习”无关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什么意思？解释很多。有人说学习并且常常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有人说让仁德的思想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不是很快乐吗？我的理解是拿“仁”到生活和工作中去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古之“习之”者举不胜举。范仲淹、岳飞、辛弃疾、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等等。他们一个个用生命的耀眼弧线划亮了儒学的天空，众所周知，在此不谈。这里我想说说《四库全书》中记载的一位大儒赵清献。赵清献名忭号阅道，官至监督御史，人称“铁面御史”，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谥清献，其诸多事迹中最让我动容的是“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请问我们有谁敢把自己白天所做的事情悉数告之天地？因为俯仰无愧天地，所以才有“晚年学道有得，临终于后人诀别，神志不乱，安坐而殁”。有研究者取证，人在临终时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一生的所作所为会在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许多人的大恐惧大慌乱大痛苦都是在那时发生，赵阅道能够安坐而殁，是其“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功夫对他的应现和表彰。设若我们的每个官员都能够将“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因此，我在多个场合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道德才是第一生产力。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说难道“仁”离我们很远吗？只要你想“仁”，那“仁”就在你身边。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办公室里聊完天回家时，听到女厕所里的水哗哗响，我连着问了两声有人吗？里面没有人应，就冲进去关掉水笼头。出来朋友笑我，你也不怕人家说你耍流氓啊，我说听着水这样哗哗地淌，我心里就难受。朋友说你又何必，大家都在浪费，靠你一个人能给地球节约多少水。我说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住我自己，当我把水笼头关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快乐的，我已经知足了。在如此顺便的情况下，收获了一份快乐，何乐而不为呢？有段时间，我每天上班时总是背着一个大包，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是一个饭盒。别人买早点都用一次性塑料袋，我不用，我不用并不是担心它是医院里的那些废旧垃圾做的，而是不想通过我的手给地球增加一个癌细胞。那段时间，我动员爱人买菜也用布包，但是坚持下来很难，但难就不意味着你要放弃，你可以在别人用两个时用一个啊，你可以力所能及地去做啊。

    这是“习之”吧？

每到一些单位和学校去讲课，讲台就成了我“习之”的一个好去处。

　　我的一位学生分配到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参加工作不久，他来给我说，现在的每一个工程，如果严格地追究，质量过关的不多，大多时候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给他讲了吕洞宾的故事。当年吕洞宾的师父给吕洞宾教点石成金之术，当他得知这金子五百年后还会变成石头时，他给师父说自己不学这法术，师父问为什么，他说这不是叫我坑五百年之后的人嘛，师父高兴地说洞宾你考及格了，就把最上乘的法理教给了他。我说你在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可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造化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让你替他把关，你就要有一种吕洞宾的精神。这位学生听了我的话，严格执法，坚决爆了一桩豆腐渣学校工程，代价是不久就被调离质量技术监督局。他来向我诉苦，我给他说和那些在自己的岗位上混一辈子的人相比，你的生命已经被你自己点石成金，哪怕只有一次，但你已经尽力，造化会因此奖励你。曾参说：“为人谋而不忠乎？”现代人说：“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作为人，你已经是一个君子；作为公务员，你已经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学生释然。不久，他在另一个岗位又干出了出色成绩。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常给儿子说，我不要求你一定要考第一名的学分，但我必须要求你争取第一名的人格。我常拿先贤的“无以恶小而为之，无以善小而不为”教育他。他说事实上他也想做好事，只是没有时间。我说你不做坏事就是做好事，再说，你可以在顺便的情况下做好事啊，比如，喝完饮料你总可以把易拉罐扔在垃圾箱里吧，上完公厕你总可以把水笼头关上吧，到公园你总可以绕过草坪吧，到大街上你总可以做到不随地吐痰吧，遇到哪位同学有困难你总可以力所能及地帮他一下吧。等等。有时，饭不可口，他不免会发些小脾气，这时，我说：“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儿子会面生愧色，把掉着的脸子放下来，拿起筷子吃饭。平时，儿子讲起他们同学谁谁的父亲在如何重要的部门，如何日进斗金。我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儿子神情中的艳羡也会去之大半。等等。儿子没有想到，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是说给他的。

　　初中时，有位老师来家访，听得出她的最高教育目标是教会学生竞争。我说我的要求正好相反，我不要求你一定要给我带出来一个状元，我希望几年后你交给我一个懂得敬畏，知道廉耻，具有爱的能力、感恩的能力、回报的能力、快乐的能力的产品，而不是一个考试机器，竞争的机器。

　　儿子没有让我失望。高中分文理班时，被班主任争抢，我把他看作是“习之”的成果。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就文化工作者而言，我们编发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稿（片）子，就是在“习之”。我也常给同事讲，一部（篇）文字垃圾被签发，要比洪水猛兽还可怕，其罪业和印数成正比，和读者成正比，有一千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千个恶因，有一万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万个恶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就等着收获等量的恶果吧。电影《英雄》里有个情节，音乐可以杀人，我觉得不是演绎，音乐的确可以杀人，文字也可以杀人，当我们每天看着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而气，在中国就是原始生命力。恶劣的文字通过眼睛，种在心田，无异于毒药。所以，作为出版工作者，真应该以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姿态供职。

    作为一个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我在应宁夏人民出版社约请编选拙著《大年》和《点灯时分》时，一改从前哪篇都舍不得的优柔寡断，毫不犹豫地删去了那些可能污染人心的文字，结果受到大家欢迎。在北京召开的《大年》研讨会上，评论家一致的评价是它温暖、智慧，特别是干净。有评论家说，读了《大年》，才知道作者是一个不忍心把世界弄脏的人，这让我惭愧，事实上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已有相当一段时间，每有新作诞生，我都先让儿子看，我把能够拿给儿子看作为我写作的一个标准之一。现在有人把拙作《大年》和《点灯时分》当作枕边书每晚给自己的小孩读，有学校把它作为辅助教材，有心理医生把它作为心灵鸡汤推荐给患者，我觉得这是我的无比光荣。

　　我想这也是“习之”。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按照党章要求自己，就是在“习之”；作为公务员来说，敬业奉献就是“习之”；作为国家来说，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习之”；作为世界来说，不以强欺弱，和衷共济，就是“习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草于2006年初春

2006年仲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