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1月18日报道，广东省委办公厅日前下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该《意见》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读书每年不少于5天，其他干部不少于3天。

    我觉得这个规定不便于操作，无法考查读书之后的效果，容易流于形式、走过场。

    如果需要读书是出于专业或工作上的需要，比如某类岗位的领导干部需要的是大量阅读某方面的书的人，与其要求现有不懂或不精该方面知识的人读书，不如从掌握该方面知识的人群中去选拔或公考领导干部，这才真正有效果有保障。如果工作上需要读书，就应该形成能够操作的考核标准，以监督读书效果，检验是否读书。如果是工作之外额外要求读书，则此规定相当于大学里的“选修课”，只宜提倡，不宜硬性规定。看该规定，应该是额外的要求读书，当然不会有很多人认真去做。谁都知道，爱读书的人不用规定也要读，不爱读书的人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想读。

    如果要求读书不是出于专业或工作的需要，而是为了提高修养、觉悟、境界（以减少贪污腐败），那我只能说收效甚微。虽然很多爱读书的人比较清廉，但也有很多爱读书的人贪污腐败，看众多落马官员在狱中写书出书，就表明知识与能力不能保证他不贪污。要控制官员的腐败，关键终于制度，好的制度保障多数人不能成功的贪污。如果制度有很多漏洞，或监督不力，贪污收益高，付出成本低，那么，读书再多的人也经不起道德的自我约束，最终会走上贪污腐化之路。很多修养、觉悟都很高的人，一直苦苦自我约束，熬了大半辈子，快要退休了忍不住腐败了，这样的案例不少。这也说明制度的重要，让制度来保护国家财产安全和国家权力不被滥用，也是对官员的有力保护。

    另外，每一领导干部的职位，都有其相应的能力要求和职责范围。组织部门把某人安排到某领导岗位，如果其能力与该工作相匹配，能够干好该工作，那么，他在工作之余是否读书、读什么书，就应该完全由自己做主，而不应该再去规定他每年必须读多少书，因为这属于他工作之外的私事，不可以干涉。如果他的能力不能胜任该领导岗位，那么，当初的安排就是错误的。中国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张三不行，还有李四，只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任何岗位都不缺干得好的人。

    还有，在中国，真正爱读书的人，都很清高，腹有诗书，自然恃才傲物，这种个性就决定了他们不适合做领导，也当不上领导。以我县为例，有几位人人皆知的爱读书、文章也写得好的人，他们中有两个一直在乡镇任人大副主席（副科级），现在要到退休了都没被提拔过一次；另有一个在某乡政府做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个在档案局和老干局做办事员，后面三个人都不到四十岁，按理说，他们爱读书又年富力强，应该做领导干部，但他们就是没当上。因为他们醉心于读书之乐，不善于也不愿意去跑官要官。和他们同一起点但不读书的人，因为善于钻营，有的已做县长、副县长，有的已是各大局的局长，这差别很明显。既然我们没有让爱读书的人胜出的机制，那么，胜出的人当然多是些不爱读书的人，此刻，又强行规定他们必须读书，不是缘木求鱼、勉为其难吗？若真的需要干部长期广泛读书，与其让不读书的人为难，不如改变选拔机制，让爱读书的人做领导干部，这样，不用规定他们都会读书，因为来的都是爱读书的人啊。

    总之，读书如果成了领导工作之外的硬性规定，必会成为行不通的、难以长期坚持的形式。比如去年下半年某地曾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干部们必须学习国学经典，数月之后的今天，他们手中的国学书早已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让他们说一点国学知识，没有人说的出来。这样的读书，还叫读书吗？

    因此，以制度的形式要求领导干部读书，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行不通，也毫无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