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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5 17:14:08)| 分类： 研究成果 |
论生态电影批评的现状及其原则
——由电影《2012》生态批评谈起
李忠超 刘彦顺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暨南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李忠超(1989—),男,安徽阜阳人,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刘彦顺(1968—),男,安徽砀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现象学美学研究。;
日期：2020-08-15
引言
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实践始终面临着一个原则性问题,即坚持以自然生态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抑或坚持以工具理性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1]前者诉求生态本位,主张以自然生态系统发展作为优先级,这种生态中心主义极易走向反人类社会、反发展的唯生态主义论。鉴于此,诸多学者倡导用生态整体主义取代生态中心主义,从身体性、时间性、空间性与主体性、参与性等角度切入,重视工具理性的积极意义,避免被过度的唯生态中心主义误伤。
生态美学理论建构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态反思,为了符合生态理论的预设,强制阐释文本生态指征的行为表明:我们在生态批评实践上对于基本理论认识不足,盲目套用生态理论;在概念上界定不清晰,没有正确认识人类发展与生态批评的关系,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脱节。在实践上,脱离文本,过度拔高作者意图,过度阐释,无视文本的原生意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强行赋予文本生态意蕴,把批评者的生态意图强加于作者。[2]在电影批评中,以生态视域切入文本分析,言不及义,逻辑混乱,未能厘清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中心概念,在实践中不能采用合适的理论进行解读。鉴于此,本文以电影《2012》的生态批评为个案,探讨生态电影批评应遵循的原则,以期树立正确的批评观念,避免生态电影批评的“强制阐释”倾向。
一、《2012》是生态灾难电影吗?
《2012》是生态灾难电影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灾难、生态灾难、自然灾难的区别。地震、海啸、台风、洪水、火山爆发、暴风骤雨、山体滑坡、彗星撞击、气候现象(气温升降)等,这些在自然界自发产生的不为人力控制的不可抗力对人类家园、社会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毁灭就是灾难。按照现实灾难发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关系,可以将灾难分为社会灾难、经济灾难、生态灾难、自然灾难四种。[3]按照人为因素,灾难又可分为不可抗的非人为的自然灾难与人类自身活动造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的生态灾难两类。生态批评肈始于人类对过度改造自然的反思,奉行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理性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如滥用化学品、核泄漏、原油泄漏、过度开采和捕捞等,均可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
生态灾难电影所反映的问题与生态批评的原始诉求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致的。现实是,凡世界毁灭的灾难片皆以自然生态批评的方式介入批评场,不甄别批评对象,强行阐释,完全不顾及电影文本本身的叙事主题。在某些批评者看来,《2012》是生态电影,可以进行生态批评,是因为观看灾难电影可以引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通过灾难方式引起人们对家园、地球、生态的反思。然而,《2012》描写的世界末日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结果,而是宇宙规律地球演变自身发展使然,这种灾难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人类活动影响。因此,把《2012》当作自然生态灾难电影,以此作为生态批评的出发点显然不合理。把《2012》理解为生态灾难,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释是这场非人为的自然灾难毁灭了地球生态系统,这个意义上的地球生态灾难却不是由人类活动引发的。
全球化时代,现实灾难被搬上了影视屏幕,历史上的灾难、科幻中的灾难,由自然而来的灾难,都以一种灾难范畴去进行思考和把握。[3]这些灾难电影哪些可以用来进行生态批评,需要作具体研判。细究灾难产生的成因,在全球化时代“灾难主要来自人类自身的科技活动,特别是来自:第一,因科技活动引起的文化和观念冲突;第二,因科技活动而产生的生态失衡;第三,因科技观念而来的对宇宙规律中未来灾难的推理”[3]。由上可以判定《2012》的灾难主要也来自人类自身的科技活动吗?灾难以及灾难美学可以同生态批评发生关系,以生态视角介入《2012》的灾难美学分析不等于说《2012》是生态灾难电影。《2012》的灾难既不是由于人类自身科技活动造成的,又不是表现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失衡,怎么可以说生态灾难引起人们的生态反思呢?如果电影呈现的灾难是人类自身活动直接导致的结果,人们观看影片时就知道人的行为引发了生态灾难,可以直接唤起生态反思;《2012》是自然灾难,可以用生态批评的方式阐释的合理性、合法性依据是,通过观看电影的灾难景观引起人们对现实生态问题反思,这种生态批评反思是间接引起的。
人类社会发生过的现实灾难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只能通过文献来想象灾难来临的景象。与历史灾难文学叙事呈现不同,现代人的电影灾难意识借助于影视技术更加直观,以致于我们把灾难当作了一种新型审美,现代人的灾难审美是基于人类自身科技活动造成危机后的反思。生态灾难电影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活动的产物,自然灾难则是始终伴随人类存在的。因此,“灾难主要来自人类自身的科技活动”可以解释利用影视科技手段呈现自然灾难景观引起人类的生态反思。灾难电影通过视觉媒介手段呈现的世界末日景象,在电影技术不发达时,只能诉诸语言文字叙事和人类想象。随着科技手段的成熟,人类可以利用虚拟技术再现地震、火山、海啸的景象。电影景观奇观的再现离不开影视技术手段的运用,从这一层意义上说灾难电影的呈现离不开科学技术活动。
灾难电影主题叙事是技术活动的想象、推理和延伸。灾难主要来自人类自身的科技活动,人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宇宙规律进行想象推理,以此描绘可能发生的灾难场景,通过科学技术的反思,用影视艺术的手段描绘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比如人们想象外星人存在,科技水平比人类领先,会入侵地球,于是有了电影《独立日》《环太平洋》《明日边缘》《复仇者联盟》《奇异博士》《洛杉矶之战》《超级战舰》等。这些电影有末日来临、地球毁灭、灾难降临的情节,主题却是人类依靠自身的科学技术来对抗外星科技,显然人类自身的科技活动并不是灾难的原因,然而科技活动本身却是催生人们想象电影情节与毁灭场景的缘起——更高等的科技文明对地球的入侵,从这一点上而言科技活动是外星入侵类电影的“元思维”“原动力”。如果我们仅仅以自然生态批评的视角对这类电影进行解读,由此认为通过影视技术手段呈现的灾难是消费主义的、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是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其实已经陷入“强制阐释”的陷阱。这种观点认为人类自身的科技活动无论是作为影视技术手段参与审美活动,还是作为电影灾难主题叙事的逻辑伦理都是要被否定的,只有表现原汁原味的自然环境生态的宁静、祥和,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主题才是符合生态的。通过分析电影《2012》的生态批评现状,可以发现这类的批评既没有注意区别批评对象,又没有走出狭义的生态批评观。
二、电影《2012》的生态批评现状
既然《2012》不是生态灾难电影,而是自然灾难电影,那么把它当作生态灾难电影就是“强制阐释”。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灾难与生态灾难概念界定不明晰,二是对生态概念界定模糊。《2012》生态电影批评的具体现状是:
(一)把《2012》当作一部灾难片,通过描述地球毁灭的景观来警醒人们,倡导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反思人类过度科技活动。
“人类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但这种行为无疑会激发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报复,所以地震、海啸的爆发就是给人类发出的警告。”[4]在电影《2012》中,地震、海啸是对人类发出的警告与人类忽视自然规律、征服自然没有必然关系,恰当的表述是:人类过度奉行工具理性改造自然,过于人类中心以至于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而影片以灾难的形式呈现末日景象便是让在征服自然节节胜利号角声中冲昏头脑的人们醒悟,再次唤醒对自然宇宙规律的敬畏之心。基于电影所引发的生态反思,可以把《2012》当作生态电影,却不能把自然灾难与生态灾难混为一谈。“《2012》就是一部聚焦于生态空难的影片,世界末日无情摧毁了人类的家园,让人们陷入了精神的恐慌之中。……深切感受到生态破坏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毁灭性灾难。”[4]《2012》不是生态灾难影片,从中感受生态破坏更是无稽之谈,只能说电影让人产生生态敬畏之心。
许多研究者对《2012》生态性的叙事是模棱两可的,究其原因是没有区别《2012》灾难产生的原因。有批评者认为,“《2012》是罗兰·艾默里奇导演的一部关于人类生态危机主题的灾难电影。”[5]《2012》是一部灾难电影,却未必是生态灾难电影,然而通过灾难却可以让人们反思现实生态问题。“造成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人类自身,是人类在发展现代工业和科技时,没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考虑后果……久而久之,大自然将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6]《2012》呈现的灾难是人类自身的结果?不是,电影只是在警示人们如果不重视生态保护,盲目奉行工具理性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导致地球家园的毁灭,通过人们直观感受到家园毁灭的末日景象来引起当下生态反思。“大自然用切实的行动向人类彰示他们掠夺自然、侵犯自然的直接后果。”[5]地震、海啸等灾难的发生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现实中的人类造成了生态失衡,对自然失去敬畏之心从电影中得到的此类警示则可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便是恰当的生态批评路径。
总之,电影《2012》中的灾难不是人为的生态灾难,电影中的末日场景却可以呼唤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吁请人们树立生态保护意识,这便是生态电影艺术的价值功能。
(二)《2012》呈现的灾难是地球按照生态系统规律自身发展的结果,虽然不能把它当作一部生态灾难电影,但是以正确的生态批评的视角介入是有可能的。
如对艾默里奇“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进行解读,认为表现灾难的目的在于警示人们,引发人们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合乎逻辑的。[7]生态批评不能固守“生态”二字,科学技术活动按照想象的可能性引发对危害的反思可以引入生态批评方法,如《黑镜》《西部世界》以及早期的《黑客帝国》都可以尝试着用生态批评进行解读。从狭义上说,生态电影批评旨在探讨电影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广义上说,所有电影理论都有助于发掘人与周围环境的微妙关系,[8]这种整体性关注生态的维度已经不是简单的自然性、物质性生态,而是具有精神性、文化性的生态,它也观照大地之外的性别、种族、阶级。这类批评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语境下与法兰克福文化批判、文化与媒介研究、精神分析等理论有交叉。在广义的角度言说电影、文学的生态批评需要审慎对待“生态批评”中的“生态”一词,稍不留意它就会成为在聚合轴上可以任意更换的对象,生态批评较之于其他批评方法的独特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即便《2012》生态批评的角度和出发点合乎逻辑,在贯彻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时依旧会出现表述不当的问题。“新奇的特效手段,带给观众更刺激的感官享受,却没能更好地体现生态整体观,减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7]然而,《2012》中的灾难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如果是的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整体反思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让电影文本创作意图符合批评者的阐释理论,批评者硬要让《2012》符合生态整体观的理论,然而电影却没有呈现批评者所期待看到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场景。我们要走出“生态”这个词的限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生态,全世界的人们在面临毁灭时摒弃各种偏见联合在一起,乃一种精神、社会层面上的“生态性”体现。《2012》难道没有表现出贫富、阶级差别,没有在最后体现人性之光,没有表明原来人与人在生态位格上都是平等的吗?[5]这种人性之光的表现并不拙劣,由此可见,不是只有自然环境才算是生态,人性的表现也是生态。显然,我们囿于对生态的概念界定,先入为主地认为生态只能是自然性的,精神性、文化性的广义生态批评却鲜有问津。
综上所述,电影《2012》的生态批评主要存在两种误区:一是不能明确区别灾难与生态灾难,没有进行正确的灾难归因,二是不能走出狭隘的生态批评方式进行广义的精神性、文化性生态批评。这表明对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批评者形成了思维定式:生态中心主义者只有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者只有人类,即便提出了生态整体论,仍不能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性别、阶级、种族、意识形态当作“生态性”的批评对象,这只能说明我们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上的步调不一致。生态美学、文艺学、精神生态学已经在理论建构上开辟了新领域,但是在具体的文学、电影批评实践中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三、生态电影批评的原则
灾难片的生态性解读是一种追认式解读,《大白鲨》创作出来本就是以商业片为主打,惊悚恐怖刺激,生态意识觉醒后对电影与生态、自然环境之关系的解读才开始兴起。[9]因此生态批评实践的第一个原则便是要辨析对象,正如对《2012》是自然灾难片还是生态灾难片的讨论,如若不加甄别,很容易在逻辑上出错。不一定所有的灾难都是人为活动的生态灾难,电影灾难美学是以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警示人们关注生态问题,这一点必须明确。只有在明确了生态电影的批评对象之后才能进入批评实践,同时我们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准确地辨析批评对象,坚持正确的生态整体主义。
“《2012》使人们对生态灾难有所警觉,但是影片肆意制造的人工化世界毁灭图景及其拯救本身就缺乏对自然的虔敬,仍然延续了自然是人类的创造物的反生态宗教思想。”[10]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审美活动的当下性、瞬间性,这里对生态电影批评的“视听语言层——生态审美层——生态理念层”界定模糊。[11]《2012》并没有吊诡,只是批评者不加辨别就认定《2012》是生态灾难片,在这一认识逻辑之下,影视技术手段的使用当然是赤裸裸的反生态主义的,人们在观看中自然也不能进行理性、冷静的反思;其次是未区别生态灾难与自然灾难,认为《2012》是生态灾难电影,主观预设、立场先行,忽视电影本身的叙事逻辑和叙事伦理,从而导致了“强制阐释”。
刺激震撼的场面旨在用视听影视手段带来审美愉悦,这种审美愉悦是在场、即时、瞬间的体验,沉浸在这种体验中是不可能同时从事理性审视与批判的。观看了一场灾难电影,经历视觉感官的冲击,地球家园毁灭了,难道不能催生人们反思现实的家园,“家园意识”的反思不就是生态性的?[12]然而“家园意识”这一当代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却被忽视了。[13](P209)因此,这种认定《2012》是一个生态大灾难片的观点,非要人们在观影中生发出高尚的生态理性反思,显然是一种道德绑架。不辨析批评对象就认为电影的审美愉快是人类利用技术手段成就的,实质是反生态的,是对自然的不尊重。
第二,走出狭义生态批评思维。
狭义的生态批评把“生态电影”视为“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电影。它探讨人类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包括土地、自然和动物,是从一种生命中心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世界的电影”。[14]
“生态”一词具有包容性,在使用生态批评切入具体电影批评时一定要注意区别,不能仅仅把自然环境看作生态系统位置上的一环。在整个文化圈、文明圈、宇宙圈、生命圈中,生态系统位置对象是不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仅是其中一部分。《可可西里》与《2012》根本不是一类生态电影,如果说《可可西里》是一部自然生态片,那么《2012》则是精神生态片,其中的生态家园意识更为突出。在生态主题上,有批评者认为《2012》过度使用影视技术,这是一种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的方式,该观点便是站在了偏激的唯自然生态中心论的立场,认为生态电影一定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认定《可可西里》式的表达才是正宗的生态思想。这种观点是一种生态原教旨主义,它认定生态电影只应表现人类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放弃了对精神、社会生态的探索。
第三,生态电影批评实践的核心原则是坚持具体的历史性。
坚持生态电影批评的具体历史性需要重视生态批评当下的现实性与审美性。当前的生态电影批评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将生态电影视为一种发生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实践活动的产物”。[15]所谓“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实践的产物”,实际就是生态批评应坚持的具体的历史性。在时间性序列上,生态批评是近代以来针对生态危机应运而生的产物,二者先后顺序不同,在未有危机之前人们的生态理念和生态哲学在电影、文学中也有表现,在文学上我们就能够认定陶渊明是生态主义先驱、梭罗是生态文明的先锋?这就需要进行仔细的辨析,有的文本可以用生态批评方式,有的文本未必能用,只有坚持辩证的批评观才能在遇到具体文本时慎重对待。生态电影批评实践的具体历史性表明,这种批评实践是极其灵活的,看似简单却容易陷入两极化,进而造成生态与人的二元对立。
以上论述旨在强调两点:一是重视对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元理论的思考,譬如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自然改造之间的关系;二是生态电影批评是一种审美批评鉴赏活动,要遵循审美层面的规律,从审美层滑动到生态层,从生态层揭示生态哲学,这一过程离不开媒介中介手段,不能因为电影通过技术手段呈现影像奇观便对技术进行盲目的否定。
结语
进行生态电影批评,首先要界定清楚批评的对象。许多批评者都没有仔细分辨灾难的类型,没有区别自然灾难与生态灾难,以致于认为《2012》是生态灾难片,因而展开的批评只能是方枘圆凿,其次,要走出狭义生态批评思维,不能把生态批评仅限于针对自然环境这一层面。总之,鉴于当下生态电影批评的现状,我们需要灵活运用生态批评方法,而灵活运用的前提是准确理解把握生态美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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