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海淀、朝阳、大兴三区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消息持续引发了本报等媒体和公众关注。在新学期即将到来之际,本应背起书包兴高采烈走进校园的1.4万余名孩子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8月16日,北京市教委紧急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各区县针对打工子弟学校拆迁所出台的安置措施,并承诺以每个孩子都有学上为工作底线,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开学在即,孩子们能否重新找到安稳的书桌，成为眼下最值得我们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问题。（光明日报8月22日）

“我想在北京读书，北京是我的家”。光明日报的报道告诉笔者，说上述话语的孩子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就读，他们的童年似乎已经融入北京的历史。虽说世界是两极的，但北京市教委也承诺:“不让任何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目前,这一承诺正在逐步落实。但是，因为学校的突然关闭，孩子读书出现了麻烦，给予前来北京打工的父母制造的麻烦与社会成本，也是空前的。自上周以来，这样的麻烦定然没有停止过，甚至有人怀疑，北京关停民办学校是在赶走外来务工的打工者。

连日来，笔者一直在冷眼旁观来自媒体的相关报道，倾听来自京城外打工者及社会上发出的不同声音。其间，像学生与其家长所遇到的麻烦，另外一个群体是否会成为社会的“弃儿”，同样引起社会的关注。

这个群体自然是被关停学校的教师们，这些人曾是被关停的24所学校的顶梁柱。他们曾经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文明与进步，为进京打工人子女受到教育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他们似乎再次成为两眼一摸黑，重新开始找工作的进城务工者。他们的境况并不比过去曾经被人们讨论过若干的乡村民办教师好到哪儿去。对此，20日的《新京报》这样说，学校被取缔，教师变成一脸的迷茫。

据称，来自内蒙古的王女士，就是这样一脸迷茫相：“我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她2001年来京到红星小学担任数学、物理教师至今。当然，生出一脸迷茫相的也包括王女士的校长谢女士，学校被取缔后，很多学生家长找她解决学生分流安置问题。“先解决孩子们入学问题，再考虑自己的工作。”该报称，拿海淀为例，这些被取缔学校中，多数教师也失业。

刮风、下雨前还有个天气预报，北京突然宣布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前，却没有任何的征兆。茫茫人海中，北京最不缺少的就是人。万余名“小学子”，如若追随他们的父母再次融入茫茫人海之中，似乎只会变成雨点一个。这样的场景，会不会很凄凉，天已经有了秋意，冬日转眼就会来临，寒意的很呐！

据说，这次北京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玩的很绝。有媒体报道，被关停的学校，部分学校已经被拆除，另一些学校接到通知，说如果上课，就会被拆除。很显然，这里面带有强制的味道，再加上拆除通知是在离学年开始仅数日前下发的，于是就有一些观察者将这次行动，解读为一种“卑劣手段”，目的在于迫使外来务工家庭离城。

虽然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当然官方也不会证实这种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因为这容易引发众怒。据说有个叫田坤的北京律师，就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是政府想甩掉外来务工人口；他们以孩子为对象，希望父母们离开首都一走了之。”

笔者在努力地把那名叫田坤的律师的话，当作一种“杂音”。甚至把他想成台湾的陈水扁，“把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因为此时，由美国人何乐（Jonathan Hursh）在北京创办的非营利组织——打工子弟爱心会（CMC）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说：“政府是真心想解决北京打工子弟受教育的问题，只是做得不完美。因为北京和美国的加州等地方一样，它的经济对农民工人口有着严重的依赖。”

何乐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们还在北京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想让他们留下来，我们需要他们留下来；如果农民工都走了，北京就会陷入停顿。”

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北京的1,900万人口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其他地区。其中很多人是农民工，他们来北京从事建筑、餐饮服务和多数北京居民不愿从事的其他下等工作。但是，这些人群的收入水平，却又与当地人的收入不成正比。因此，为解决这个人群的子女就学，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也应运而生。有数据显示，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7万人，其中约四分之一入读民办学校。

新华社的消息称，北京的民办学校约有400家，其中大多数没有注册。政府声称，包括上周勒令关闭的在内，很多未注册的学校要么不安全，要么教育水平不够。或许北京真的像打工子弟爱心学会创办人何乐说的那样，“政府是真心想解决北京打工子弟受教育的问题”，但许多外来务工父母及教育倡导人士仍质疑北京市教委是否真的打算兑现承诺。

他们表示，公办学校接收能力有限，外来务工家庭需要提供多种很难获得的文件才能让子女有资格接受公共教育，部分公办学校还对外来务工子女收取“借读费”。据一位儿子在东坝乡实验学校就读学生家长说：“公办学校的要求太严格了，他的一个朋友说上公办学校要花2万元”。

“我想在北京读书，北京是我的家”。被誉为“传播知识分子声音”的光明日报，此时发出这样的声音，有点让人感动。是的，拆了打工子弟学校,在哪里再为孩子们安放一张安稳的书桌?早前原大兴区委书记，视察过团河实验学校后说，“办得不错，可以申请办学许可证。”该校校长杨女士却两眼通红地告诉媒体，“当时很高兴，但去教委申请了数次，都没有获得批准。2006年，北京多个区县（干脆）停止向打工子弟学校发放办学许可证。”

话说到这儿，我们先拿上海为例，他们在关闭了大部分未注册民办学校后，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转入公办学校系统，并为每位子女提供每年1,900元的补助，就做的很好。据称，目前北京为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分别提供每人80元和130元。有人说，“上海让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现在都在公办学校系统就读，不仅体现了一个城市的魄力与它的人文关心，更是下了一个很大的政治决心。”

现在引起争论的城市转换成了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这里人口状况严重，甚至出现水供应不足，交通堵塞严重，房价飙升更为严重的局面，但是只要城市存在，就无法更改人们象往城市的“远大抱负”。据传在多所民办学校面临关闭的北京东部朝阳区，政府去年就宣布了要求多达10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离开的计划，说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已经造成了“社会安全和污染”等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确实有些让人挠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市教委已经对社会做出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恰好也与此起彼伏的“我想在北京读书，北京是我的家”童声音相对仗。“一个也能不少”，笔者真的不希望北京的承诺变成张艺谋的电影，像一阵风一样被轻易的刮过，让人们乐呵乐哥就得。

话说到这儿，笔者想起一件事，2006年，北京曾关闭过民办学校70多所。但一个月后，大多数学校又被允许重新开放。只不过，今年有点绝，“被关停的学校，部分学校已经被拆除，另一些学校接到通知，说如果上课，就会被拆除。”（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