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尴尬的事儿莫过于文学了，若不是文学情绪系得那么死，若不是文学梦做得那么久，我怎么会遭遇那次尴尬。

    1974年8月，旗文化馆文艺组的两位老师到我下乡的公社指导农村文艺演出队的排练，我作为文化站长，帮两位老师安排好住处，小魏就问我：“你怎么没去地区开会呢？”我问：“开什么会？”小魏说：“今天上午我听创作组的张琦老师说让马卫东给你打电话，说明天让你到白城地区宾馆报到，参加地区的文学创作会，你没接到电话？”我听到这个消息，血一下子就涌到头上，这么大的喜事，怎么会漏掉了。我马上跑到公社办公室打听电话记录，可办公室的人说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于是我往旗文化馆打长话，经过两个交换台的切换，费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接通了文化馆，可是创作组已没人了，别人又不知道情况。

    我只好又跑回公社招待所，再次详细询问情况。小魏说，这事儿我听得明明白白，可能是文化馆的电话没打过来，你尽管去吧。

    我也觉得没错，于是当天中午就先走了18里的旱路，从乌兰浩特再乘上了去白城地区的火车。3个小时路程到了白城市（1974年科右前旗隶属吉林省白城地区），直奔地区宾馆，找到了会议报到处，说是科右前旗的代表。可是报到处说，你们旗的三个人都已经到齐了，你的情况你去问你们的领队吧。于是我去找文化馆的领队张琦的房间，他不在。文化馆的创作员马卫东在那里与外县的几个人聊天，她一见我风尘仆仆赶来，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问：“你来干什么？”我说：“不是有会议吗？”她没好脸地说：“有会议也没让你来呀。”我一听这句话，真像做贼被抓一样尴尬，连忙说清事情经过，马卫东头不抬眼不睁地说：“给你们公社打电话，你们公社说你下大队了，没法通知到，张组长就让我换了人。再说你的创作成果达不到参加地区创作会的资格，你马上回去吧。”

    我心里全明白了，她是不想让我参加这个会。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那个欢声笑语的房间，站在门口等着张老师回来。张老师回来了，听我说完了情况，他也没办法，因为当时的这种会议费用是全免的，多出一个，是没有这笔开销的。张组长平时就胆小如鼠，闲事不多管一件。他不会为了一个农村工作者，得罪自己同事的。我只好返回，可当天火车已没有了，这一晚上哪去住，我总不能花五元钱住宾馆吧，于是我决定去火车站待上一夜。

    说来也巧，正在我犹犹豫豫之际，地区文化局创编室的马敦仁老师走了过来。我们是在一年前的地区小戏创作会上认识的，我那时刚刚步入业余创作，年龄又小，便引起了他的关注。他见我背个包，便问我：“你住几号房？”我就把遭遇的尴尬说了出来。他笑了，这还不简单，这个会就是我们主持的，你住会务组吧，与我同住。我觉得不妥，一个农村的代表怎么好与地区的领导住一起呢？马敦仁告诉我，你的名单早就报过来了，但你们文化馆说一时找不到你，才让别人顶的，现在你来了不是正好吗。

    可是五天的会议，我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见到顶替我的那个小女生，总好像自己是个局外人。那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是天津下乡知青，是马卫东的老乡，比马卫东晚两届下乡，虽说她不写作品，可是在会上会下她受欢迎的程度比我高出250倍。

    正是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我要用实践证明，我是有资格参加那次会的。一次尴尬，也决定了我一生的选择，我不能让一次尴尬，成为我终生的无奈。

    40年过去了，我虽说没写过什么像样的作品，倒是主持召开过多次跨省区的文学创作会。每次都感到一个文学青年到老年的文学之路是那样的艰辛，所以我对文学初学者格外关爱！

《合肥晚报》2015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