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义与私情：论南宋初期张浚与李纲关系的演变

 

南宋初年，国势飘摇，内忧外患交织。在这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张浚与李纲无疑是两位举足轻重的抗派重臣。他们同怀忠君报国之志，却也曾因政见与权力交锋而形同水火。然而，纵观二人从政敌至挚友的交往历程，其关系的演变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公义”与“私情”之间的权衡与抉择，最终超越了个人恩怨，成就了一段以国事为重的佳话。

         一、公义为纲：弹劾风波下的政见之别

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拜相，锐意革新，力主抗金，其“首陈十事”展现了一位救时宰相的果敢与担当。他惩治伪逆、整军经武、支持两河义军，一系列举措旨在挽救危亡。然而，其雷厉风行的作风也触动了朝中求和派与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在此背景下，殿中侍御史张浚对李纲的弹劾，成为二人关系的第一幕。

张浚的弹劾，列举了李纲“以私意杀侍从”、“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余条罪状。从表面看，这似乎是激烈的权力斗争。但深入分析，张浚的指控多集中于施政的“典刑不当”与“程序正义”问题。例如，针对李纲处决张浚之友宋齐愈一事，张浚虽承认其罪有应得，但更强调此举违背了“太祖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者”的祖宗家法，且于大赦期间不当诛杀。他将此定性为“有伤新政”，而非单纯为友复仇。这表明，张浚的出发点是维护他所认定的朝廷法度与政治规矩，即其所谓的“公义”。在他看来，李纲的“负才气”与“有时望”，不能成为其“随意必行”的理由。这场弹劾，与其说是私人恩怨，不如说是南宋初期两种执政理念——李纲的“救时急进”与张浚的“持重守制”——的第一次正面碰撞。最终，李纲罢相，张浚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出于公心”的御史角色，二人也因此结下“前隙”。

         二、私情化冰：福州相会后的前嫌尽释

政治的浮沉往往出人意料。绍兴四年（1134年），因前线战事与朝中猜忌，张浚亦被罢职，谪居福州。而此时，李纲同样闲居于此。两位曾经的政敌，在远离政治漩涡的榕城再次相会。史载“二人相见，除前隙，更相厚善”，寥寥数字，标志着二人关系的根本性转折。

这次和解，是“私情”对“公义”冲突的超越。在福州的相处中，他们有机会脱离朝堂上的角色束缚，以个体身份重新认识对方。他们发现，彼此虽政见有异，但忠君报国之心并无二致。这种基于人格与理想的相互认同，使得昔日的政见分歧显得不再那么不可调和。尽管仍有石公揆等人弹劾李纲，称其与张浚交好是“意其复用以为已援”，但这恰恰反证了旁人无法理解他们之间超越政治利益的真挚情谊。在福州，他们完成了从政敌到朋友的转变，为日后在“公义”舞台上的相互扶持奠定了“私情”基础。

         三、公私相济：共赴国难的默契与担当

福州的和解并非终点，而是二人关系的新起点。自此，他们的“私情”开始与“公义”深度融合，展现出1+1>2的政治合力。

绍兴五年（1135年），李纲上《条陈六事》，其中“变革士风”一条，公开为张浚辩护。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时言官风闻言事、不核其实的恶劣风气，并以张浚为例，指出其虽有过失，但“有浴日之功”，不应被言者“绳以大恶”。这番言论，是李纲以“公义”之名，行“私情”之实。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昔日政敌的声誉正名，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与胸怀。而张浚也投桃报李，“数于上前言李纲忠”，与赵鼎共同举荐，使得李纲得以重出江湖，出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

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因淮西兵变引咎去位，言官甚至以汉武帝诛王恢之事相类比，局势对张浚极为不利。此时，又是李纲挺身而出，上疏力辩。他承认张浚“措置失当，诚为有罪”，但更强调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他痛陈若严惩张浚，必将导致“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的严重后果，从根本上动摇抗金大局。这番话，将张浚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以“公义”的最高准则——“为国立国”——来为“私友”求情。此时的李纲，已不再是六年前的御史，而是一位洞悉全局、顾全大局的政治家。他的辩护，既是对朋友的珍视，更是对国家利益的坚守。

         四、盖棺定论：诗文唱和中的历史回响

绍兴九年（1139年），二人再次因时局变化被外放，张浚知福州，李纲则辞官居福州。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们在故地重逢，此时的关系已是“李郭本心同”的相知相惜。绍兴十年（1140年），李纲病逝，张浚的挽诗成为二人关系的最终注脚。

“苍苍安可料，旧德奄重泉。痛为黎民惜，谁扶大厦颠。”诗句中充满了对挚友逝去的悲痛，更充满了对国家失去栋梁的忧虑。“英风摩日月，正气返山川”，这是对李纲一生功业与品格的最高赞誉。而李纲生前也曾赋诗，感念张浚“感叹魏公（张浚）言，愿使为良臣（魏征）”，表达了对张浚能成为魏征式诤臣的期许。这些诗文唱和，是他们“私情”的流露，更是他们共同“公义”理想的共鸣。他们都将对方视为可以托付国事的同志，如同唐代的李光弼与郭子仪，虽有矛盾，但皆为赤心报国。

          结语

张浚与李纲的关系，始于“公义”的交锋，陷于政见的分歧；继而因“私情”的和解而破冰，最终在共赴国难的“公义”事业中实现了“公”与“私”的完美统一。他们的故事，是南宋初期士大夫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公义”是士大夫立身行事的根本准则，而“私情”若能服从并服务于“公义”，则能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积极力量。从弹劾到相知，从隔阂到托付，张浚与李纲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君子和而不同”，何为“以国事为重”。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个人恩怨，升华为一种在危难时代中，志同道合者相互扶持、共挽狂澜的崇高精神象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附件：张浚与李纲交往大事年表

建炎元年（1127年）

五月：宋高宗赵构于应天府即位，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御史中丞颜岐等人反对李纲任相。

六月：

李纲上任后“首陈十事”，主张激励士气抗金、追究伪楚官员责任。

高宗调整宰辅，李纲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黄潜善任右相。

李纲积极支持抗金，任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开封知府。

因朝中阻力，高宗罢免张所、傅亮，撤销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

李纲坚持严惩降金官员，处决了首倡立张邦昌的张齐愈（张浚之友）。张浚虽承认其罪，但以“祖宗誓约不杀大臣”及大赦为由，力保其免死。

八月，殿中侍御史张浚上疏弹劾李纲，指控其“以私意杀侍从”、“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余事。

八月十七日：李纲因张浚弹劾被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李纲担任宰相共计七十五天。

绍兴三年（1133年）

四月：李纲获闲职，再次回到福州居住。

绍兴四年（1134年）

四月：张浚被罢免知枢密院事职，以散官身份安置于福州居住。

四月后：张浚与李纲在福州相见，二人“除前隙，更相厚善”。史载石公揆曾因此弹劾李纲，称其与张浚交好是为将来复出寻找援引。

九月：伪齐与金兵联军大举南下，进犯两淮。

十月：

高宗重新起用张浚，任命其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宰相赵鼎力荐张浚可当大事。

在福州的李纲向朝廷呈上防御三策。

十一月：张浚入见高宗，被复命为知枢密院事。

十二月：张浚指挥岳飞部将驰援庐州，击败金、齐联军。张浚因督师两淮有功，再立新功。

绍兴五年（1135年）

正月初三：张浚奏报金军已退至淮河以北，高宗嘉奖其“孜孜奉国，知无不为”。

二月初五：宰相赵鼎建议下诏征求前宰执对战守方略的意见。

二月十一日：张浚从前线返回，入见高宗。

二月十二日：

朝廷任命赵鼎为左仆射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为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

李纲、范宗尹、秦桧等人因明堂大赦，恢复观文殿大学士等职衔。

二月十八日：高宗下诏，授予张浚前线全权，“专制于事几”。

闰二月：张浚前往镇江、建康等地抚慰诸路军队，并开始部署平定湖寇杨太的军事行动。

三月：朝廷下诏征求前宰执对战守方略的意见，李纲、秦桧等二十余人上书。

六月、七月间：李纲上《条陈六事》，其中第三条“变革士风”专门为张浚辩护，批评言官不核实就攻击张浚，并赞扬张浚有“浴日之功”。

七月：高宗赐诏褒奖李纲，任命其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十月十一日：张浚入见，高宗对其大加赏赐，并亲书《周易》赐之。

十月十六日：在张浚和赵鼎的共同举荐下，李纲正式被任命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绍兴六年（1136年）

正月：李纲抵达洪州，入内殿引对。他向高宗分析当前用兵失当之处，高宗手书敦促其赴任。

四月：李纲抵达洪州履职，上疏建议出奇兵与岳飞部夹击金、齐联军。

十月：张浚前线督师，指挥韩世忠、张俊、杨沂中等部大破伪齐军队。

绍兴七年（1137年）

九月：张浚因淮西兵变处置失当，引咎辞去相位。言官以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严惩张浚。

九月：李纲上疏，指出张浚虽有罪，但其“徇国之心”可嘉，若严惩将使将士解体，无人为国效力，请求“少宽假，以责来效”。

十月初九：张浚被贬为秘书少监，于永州居住。

闰十月：李纲被罢去洪州职，提举临安洞霄宫。

绍兴八年（1138年）

正月：李纲回到福州居住。

绍兴九年（1139年）

正月：宋金和议成立，大赦天下。张浚被复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二月：

高宗为防和议反复，任命张浚知福州，李纲知潭州。

李纲以疾病为由力辞新职，获准仍以观文殿大学士衔居福州。

张浚到任福州，复加资政殿大学士兼福建路安抚大使。

绍兴十年（1140年）

正月十五日：李纲在福州病逝。

正月：时任福州知州的张浚作《李伯纪丞相挽诗二首》哀悼，诗中表达了二人“李郭本心同”的报国情怀。

（附）李纲生前诗作补充

李纲曾作《客有出示御制登中和堂诗……》一诗，诗中提及张浚在平定苗刘兵变后与高宗的君臣相得，并表达了对张浚能成为魏征式良臣的感仰与期许。此诗反映了二人晚年和解后的相互敬重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