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孝”为名：宋高宗“迎还两宫”姿态的演变脉络

                                                               ——张浚之诤与高宗之默

 

摘要：南宋初年，“迎还两宫”是凝聚人心、昭示正统的政治口号，亦是宋高宗赵构标榜孝道、维系统治合法性的核心议题。然而，通过对靖康之变后至绍兴和议达成（1127-1142）间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可见，宋高宗的“迎还两宫”姿态，其内涵与目标经历了从建国初期的政治符号，到中后期服务于个人皇权稳固与议和私利的工具化演变。其背后深藏的，是确保自身皇位不受威胁（尤其是其兄钦宗）的“私心”，以及为此不惜牺牲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卖国求和”步骤。本文旨在剖析这一脉络，并以绍兴七年张浚与高宗的激烈交锋为例，揭示宋高宗如何以“孝”为名，行政治权谋之实。

          一、建炎初期：作为政治符号与合法性来源的“迎还两宫”

北宋覆亡，二帝北狩，是赵宋王朝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康王赵构作为当时唯一幸存的皇子，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其统治的合法性先天不足。在此背景下，“迎还两宫”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赵构确立自身“中兴之主”地位、凝聚抗金力量的核心政治符号。

        从建炎元年（1127）起，史料中密集记载了南宋派遣使臣的行动。六月傅雱“通问二帝”，十一月王伦、朱弁“充大金通问使”，建炎二年（1128）宇文虚中、洪皓等人“欣然应诏”或“慨然请行”出使金国。这些行动，在金兵南侵、高宗本人仓皇南奔（自扬州至杭州，乃至出海避难）的极端困境下，依然未曾中断。此时，“迎还两宫”与“恢复中原”是紧密相连的两大目标。高宗通过不断遣使，向内外宣示：他虽偏安一隅，但心系父兄，不忘国耻。这一姿态，对于安抚人心、号召天下义师共同抗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的“迎还两宫”，是南宋政权的立国之本，是高宗必须高举的旗帜，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个人情感。

          二、绍兴中期：从“恢复”前提到“议和”借口的转向

随着南宋政权在江南初步站稳脚跟，宋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迎还两宫”的内涵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高宗的“私心”——即对自身皇位稳固的深层忧虑——逐渐浮现。其兄钦宗若被迎回，将对其皇权构成最直接、最致命的挑战。因此，相较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军事北伐，通过和议方式，有选择、有控制地“迎还”父兄，成为更符合其政治利益的选择。

这一转向在绍兴七年（1137）表现得尤为明显。当金人通报徽宗及宁德皇后崩逝的消息时，主战派领袖张浚当即“请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北向复仇”。他与宋高宗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乎国策的激烈交锋，其建言原文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诤谏时刻。

         首先，张浚从儒家最高伦理“孝”出发，重新定义了“天子之孝”的内涵，将高宗的个人情感提升到国家社稷的层面。其言曰：“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涂炭，愿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这番话将“迎还梓宫”与“北伐复仇”、“安天下之民”紧密捆绑，构成了对高宗议和企图的有力驳斥。然而，宋高宗的反应却是“默然不答”。

         高宗的沉默并未让张浚放弃。他退朝后复上疏，再次入见，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其言曰：“太上皇帝既已崩矣，陛下虽当尝胆图报，请遵以日易月之制成服，得（预）以爰整干戈，驾征北漠矣。”  

         他建议高宗不必拘泥于为父守丧的繁琐礼节，应以国事为重，缩短丧期，立即整军备战。这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劝说，而是切实的战略规划。

         面对高宗的再次沉默与推诿，张浚在绝望中上了最后一道奏疏，字字泣血，其文曰：“陛下思慕两宫，忧劳百姓。臣之至愚，获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歼敌仇。十年之间，亲养阙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顾，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心，拯生民于涂炭。昊天不吊，祸变忽生，使陛下抱无穷之痛，罪将谁执？念昔陕、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尔是属。’而臣终隳成功，使敌无惮，今日之祸，端自臣致，乞赐罢黜。”在这篇奏疏中，张浚一方面剖白自己十年为国、不顾家室的赤胆忠心，另一方面巧妙地以退为进，将“今日之祸”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以此反衬高宗决策的失误，并重申了高宗昔日“刷此至耻”的诺言。

张浚的“三段式”诤谏，从道义、策略到个人情义，层层递进，苦心孤诣。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动摇高宗的决心。高宗最终选择了任命王伦为“奉迎梓宫使”，走外交途径，并任命秦桧为枢密使以制约张浚。张浚的愤而求去，标志着主战派在朝堂上的彻底失势。高宗的逻辑与张浚截然相反，他将“迎还两宫”（尤其是其母韦氏）作为议和的前提，为此可以牺牲“恢复土宇”。这种本末倒置，暴露了他将个人孝道与皇位安全置于国家大义之上的真实心态。

         三、绍兴和议：为实现“私心”而设计的“卖国”步骤

绍兴八年（1138）以后，宋高宗在秦桧的辅佐下，将“迎还两宫”的口号彻底转化为对金议和的直接动因，并为此设计了一系列步骤，不惜付出割地、赔款的巨大代价。

         步骤一：排除异己，确立议和主导。高宗力排众议，罢黜不主和的魏矼，将王伦、秦桧等议和派推至前台，确保和议路线得以贯彻。

         步骤二：屈辱外交，不惜尊严。面对金使张通古、萧哲的“骄倨”，在受书礼仪上，高宗最终选择妥协，命秦桧“见金使于其馆，受书以归”。这种有损国体的行为，表明只要能达成和议、迎回母后，国家尊严可以暂且不顾。

         步骤三：以“迎还”为条件，接受屈辱条款。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其核心内容是“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畀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条约墨迹未干，高宗便立刻派遣何铸、曹勋为报谢使，核心任务有二：送誓表，以及“请求金国归还赵佶梓宫和自己生母韦太后”。这清晰地表明，割地赔款换来的，正是他个人的“孝心”实现。

         四、绍兴十二年：私心得遂与国耻定格

绍兴十二年（1142），当韦氏及徽宗灵柩南归，高宗的“迎还两宫”大业终于画上句号。他为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宣称“若常赋之外，不取于民”，以示爱民；另一方面又接受四方“献助”，将一场国耻换来的“喜事”办得风光无限。

然而，这场“喜事”的背后，是南宋版图的永久性收缩，是岁币的沉重负担，更是“恢复中原”理想的彻底破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迎还”的仅仅是徽宗的灵柩和高宗的生母韦氏，而那位对高宗皇位构成潜在威胁的钦宗，则被永久地留在了北方，并最终客死异乡。至此，宋高宗以“迎还两宫”为名的“私心”已暴露无遗：他要的，是一个不会威胁其统治的“两宫”回归，一个能让他安心做皇帝的政治结局。

         结论

综上所述，宋高宗的“迎还两宫”姿态，经历了一个从建国初期的政治必需品，到中后期服务于个人皇权稳固的工具的演变过程。其内在脉络清晰地显示，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固，高宗的个人“私心”——即对皇位安危的忧虑——逐渐压倒了国家大义。绍兴七年张浚与高宗的“诤”与“默”，是这一转折点的最生动写照。张浚的连番苦谏，代表了国家大义的最后挣扎；而高宗的沉默与决绝，则宣告了个人私欲对国策的全面绑架。他巧妙地利用儒家“孝”文化作为外衣，将对生母韦氏的思念与迎回，包装成整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并以此为借口，一步步走向了“卖国求和”的终点。这段历史，深刻地揭示了在皇权至上的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私欲，如何能够绑架国家政策，并决定一个时代的悲剧命运。

 

 

附件：宋高宗时期“迎还两宫”相关史料编年

一、 北宋末年与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

靖康二年（1127）二月

开封城陷，宋钦宗投降，北宋灭亡。

靖康二年（1127）四月

金兵押送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康王赵构母亲韦氏等数千人北去。

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

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南）即位，建立南宋。

建炎元年（1127）六月

遣傅雱为大金通问使，往大同府拜会完颜希尹，通问二帝。

建炎元年（1127）七月

曹勋自金燕山遁归。

建炎元年（1127）九月

河北招抚使张所部下王彦率军渡河抗金，攻克新乡。

邵兴不顾被俘的弟弟邵翼性命，死战破金军，后因避年号“绍兴”改名邵隆。

建炎元年（1127）十月

宋高宗议遣使问安两宫，朱弁奋身自献。

遣王伦充大金通问使，朱弁为副使。

宋高宗行在撤退至扬州。

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

金太宗派三路军大举进攻南宋。

建炎二年（1128）正月

遣傅雱为淮东京东西抚谕使。

建炎二年（1128）二月

宇文虚中应诏请求出使金国。

遣王贶等充金国军前通问使。

建炎二年（1128）五月

命宇文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充金国祈请使。

不久，又以刘诲为通问使，王贶为通问副使。

建炎三年（1129）正月

金兵南下扬州，赵立因功授忠翊郎、权知徐州州事。

建炎三年（1129）二月

宋高宗撤往杭州。

建炎三年（1129）五月

洪皓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

建炎三年（1129）九月

金人南侵，张邵慨然请行，充通问使。

金军兵分多路南犯，完颜宗弼（兀术）率主力渡江，直捣临安。

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

完颜宗弼攻占临安，追至明州，宋高宗出海避难。

二、南宋绍兴年间（1131-1142）

绍兴四年（1134）正月

命章谊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孙近为副使。

命王伦作书于金都元帅宗翰所亲，请还两宫及河南地。

绍兴五年（1135）六、七月间

李纲上条六事，提出“务尽人事……恢复土宇……迎还两宫，必有日矣”，主张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绍兴七年（1137）正月

宋高宗下诏移跸建康，赏张浚破敌功。

问安使何藓、范宁之自金国归，得报徽宗及宁德皇后相继上仙。

张浚入见，请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北向复仇。其全部建言原文分三次呈现：

        1.首次面谏：“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涂炭，愿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

        2.再次面谏：“太上皇帝既已崩矣，陛下虽当尝胆图报，请遵以日易月之制成服，得（预）以爰整干戈，驾征北漠矣。”

        3.退朝后上疏：“陛下思慕两宫，忧劳百姓。臣之至愚，获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歼敌仇。十年之间，亲养阙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顾，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心，拯生民于涂炭。昊天不吊，祸变忽生，使陛下抱无穷之痛，罪将谁执？念昔陕、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尔是属。’而臣终隳成功，使敌无惮，今日之祸，端自臣致，乞赐罢黜。”

    宋高宗“默然不答”，后命王伦为奉迎梓宫使如金。

    秦桧被任命为枢密使，主导决策淮西军整编，宋高宗用其制约张浚，准备议和迎回其母韦氏。

绍兴七年（1137）二月

    命王伦充迎奉梓宫使，高公绘为副使。

绍兴八年（1138）四月

命范同、刘光远接伴金国人使。

因魏矼不主和，改命王伦充馆伴使，后辞，以吴表臣充。

绍兴八年（1138）五月

    王伦偕金使来。

绍兴八年（1138）七月

    遣王伦如金定和议。

绍兴八年（1138）十月

    金遣张通古、萧哲为江南诏谕使与王伦偕来。

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

王伦见张通古，议定秦桧受书以归。金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

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

    张通古入见宋高宗。

绍兴九年（1139）正月

    以金国通和，大赦。

    以韩肖胄为奉表报谢使，王伦充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上开封。

绍兴九年（1139）三月

    王伦受地于金，得东西南三京、寿春等地。

绍兴九年（1139）六月

    王伦自东京赴金国议事。

绍兴九年（1139）七月

    金人杀主和的挞懒。

绍兴九年（1139）十月

    王伦被拘于河间。

绍兴十年（1140）正月

遣莫将等充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使。

绍兴十年（1140）四月

    韩肖胄罢。

绍兴十年（1140）五月

    金人叛盟，兀朮等分四道来攻。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

    南宋以刘光远为正使、曹勋为副使使金聘定和议。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

    派魏良臣为禀议使赴金。

    曹勋升容州观察使，充大金贺元旦送伴使。

    兀朮遣审议使萧毅、邢具瞻与魏良臣等偕来，提出和议条件（以淮水为界，岁币银绢二十五万匹两，割唐邓二州）。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

    萧毅等入见，始定议和盟誓。

    命何铸为报谢进誓表使，曹勋为报谢副使，出使金国，送誓表，请求归还徽宗梓宫和韦太后。

    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

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

    金遣刘筈至宋，对宋高宗进行册封礼，答应送归韦后及徽宗灵柩。

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

    江南东路转运使等献银钱助奉迎两宫之费。宋高宗宣称“在宫中，服食器用，惟务节俭”，四方率皆献助。

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

    金国放还何铸等使。

    徽宗及显肃皇后、宪节皇后的灵柩运至行都。

    太后韦氏从金国回到临安，住慈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