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州郡到经筵,再临封疆:张栻谢表中的政治风骨与仕进智慧
(2025-12-03 10: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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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州郡到经筵,再临封疆:张栻谢表中的政治风骨与仕进智慧
南宋孝宗朝,是士大夫政治与皇权博弈尤为激烈的时期。作为理学湖湘学派的核心人物,张栻(字敬夫)不仅是思想巨擘,更是一位深具实践精神的政治家。其一生宦海沉浮,留下了多篇谢恩奏章(即“谢表”)。这些谢表并非虚应故事的官样文章,而是其政治理念、个人心迹与生存策略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其谢表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位儒家士大夫从地方州郡的务实干吏,到理想主义的“帝王师”,再到历经磨砺、成熟稳健的封疆大吏的演进脉络,并深刻体悟其背后坚守的风骨与与时俱进的智慧。
在张栻的政治生涯中,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是其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实践岗位。乾道五年(1169),他受命出知严州,这标志着他从一位理学学者向实践型官员的初步转型。在《严州到任谢表》中,张栻虽自谦“禀资不敏,涉道未深”,但其施政纲领已初见端倪。
此表的核心要义在于“牧养”与“实闻”。他敏锐地意识到严州“编居半杂于山林,稔嵗犹艰于衣食”的民生困局,并向孝宗郑重承诺:“谨当咨访里闾,推原根本,悉陈利害之实,仰觊恩泽之流。”这表明,张栻从政之初,就确立了深入民间、体察实情、向朝廷直陈利害的务实作风。他所秉持的“视民如伤”的儒家民本思想,并非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具体化为“咨访里闾”、“推原根本”的行动指南。严州的经历,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地方治理经验,也孕育了他“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为其日后进入中央、影响高层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严州积累政声后,张栻于乾道七年(1171)被召入京城,除吏部员外郎兼侍讲,成为孝宗的经筵官。这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其在《谢除侍讲表》中,将此任命视为“儒者之至荣”,表达了无上的荣幸与“惟深惕惧”的谦卑。
此表的核心要义在于“以道事君”的理想。他援引《易》《诗》,系统阐述了“典学所以建事,而治国始乎修身”的儒家政治哲学,将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此时的张栻,怀揣着“致君尧舜”的炽热理想,试图通过经筵讲学,直接影响最高决策层,从源头上实现儒家的政治蓝图。这篇谢表,是他作为理学大儒政治抱负的集中展现,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与自信,是其仕途的“上行”阶段。
然而,理想很快遭遇了现实政治的严峻考验。乾道八年(1172)二月,孝宗欲任命外戚张说为知枢密院事,这一举动严重挑战了宋代抑制外戚的祖宗家法与士大夫的政治底线。张栻与朝中正直官员如朱熹、陈俊卿等一同上疏力谏,直言其弊。最终,虽然张说的任命一度暂停,但张栻等直谏者却付出了政治代价。同年,张栻被外放至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
张栻实际并未到任袁州,但这一事件是理解张栻后续所有谢表的关键“潜文本”。这次外放,性质与之前的调任截然不同。它不是正常的官序迁转,而是因坚持政治原则而遭受的“贬谪”。这次挫折,对张栻的政治生涯是一次沉重打击,更是对其思想的一次深刻淬炼。它让张栻认识到,在皇权面前,单凭道德理想与直谏是远远不够的,政治远比经书复杂。这一经历,促使他从一位高谈阔论的“经筵师”,开始向一位深谙政治现实的实践者转变。
经历了外出袁州的挫折后,张栻于淳熙二年被任命为更边远的静江府(今桂林)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静江到任谢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谢除侍讲表》中判若两人的张栻。
此表的中心要义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性自处。他不再高谈阔论“治国之本”,而是将自己在中央的短暂经历自谦为“负此素餐之责”,将外放归因于皇帝“察臣愚无他肠,示不忍于捐弃”的体恤。他巧妙地将自己的“钝”与“愚”包装成“不生事”、“可抚摩”的优点,向皇帝传递一个信号:我已不再是那个在朝堂上惹是生非的“刺头”,而是一个安分守己、能安抚一方的干吏。这并非政治风骨的丧失,而是一种更具韧性的坚守。他深知,只有在地方上做出实绩,才能重新获得政治资本,实现自己的抱负。其核心,已从“以道事君”转向了“守土安民,以待时机”。
淳熙五年(1178),张栻迎来仕途的“U型”反转。他先被授予“秘阁修撰”的清要之职,随即改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回归到长江上游的核心战略区。其《谢除秘阁修撰表》与《江陵到任谢表》标志着他政治智慧的全面成熟。
在《谢除秘阁修撰表》中,他运用“姑从隗始”的典故,将自己的被提拔解读为皇帝为国求贤的象征性姿态,既极致地表达了谦卑,又高明地颂扬了圣明,展现了炉火纯青的政治沟通艺术。
而在《江陵到任谢表》中,他则完全以一位成熟政治家的面貌出现。他深刻剖析江陵“居吴蜀之防”的战略地位,直面当地“人烟萧瑟”的凋敝现实,并提出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施政纲领:“事君以勿欺为主,期利害之实闻;御侮以得民为先,当本根之力图。”这标志着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完成了从理想到实践的飞跃,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复杂的军事、民生问题紧密结合。
张栻的谢表系列,构成了一部生动的个人政治史。其递进脉络清晰地展示了:
1.从理想到现实的演进:以乾道八年外放袁州为分水岭,张栻从一个试图“以道格君”的经筵儒臣,转变为一个懂得在现实政治中周旋、以实绩说话的务实地方官。而严州的经历,早已为这一转变埋下了伏笔。
2.政治智慧的升华:他学会了用更圆融、更具策略性的方式表达忠诚与政见,其谦卑之辞既是儒家修养的体现,也是保护自己、达成目标的生存智慧。
3.儒家风骨的一贯坚守:尽管策略在变,但其“忠君爱民”的核心价值观从未动摇。无论是反对外戚的直谏,还是“和众安民”的承诺,抑或是“得民为先”的御侮之道,都源于他深厚的儒家民本思想与士大夫的责任感。
综上所述,张栻的谢表不仅是其个人心路历程的记录,更是南宋士大夫在皇权与道义之间寻求平衡与突破的缩影。他的一生,证明了真正的儒家政治家,既要有“为天地立心”的崇高理想,也要有“履薄临深”的审慎与“驱驰四方”的实干,方能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最终抱负。
附件:张栻主要任职年表及核心谢表原文
一、张栻主要任职年表
第一阶段:严州试政与牧养初展(1169-1170)
乾道五年(1169)二月:初命权发遣抚州军州主管学事,未及上任,即改任权发遣知严州。此为张栻首个重要地方实职,是其从学者向实践型官员转型的起点。在赴任前,他作《回栁严州启》与即将离任的知州柳楹,表达了谦逊与敬仰之情。到任后,作《严州到任谢表》,确立了深入民间、体察实情的务实作风。十二月,知严州柳楹离任,张栻接任知严州。
乾道六年(1170)二月:在严州任上被诏除左司员外郎。闰五月,改任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在地方政绩优异,获朝廷瞩目,为其进入权力中心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经筵论道与理想巅峰(1171)
乾道七年(1171)二月:除吏部员外郎兼侍讲,成为孝宗皇帝的经筵官。这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怀揣“致君尧舜”的理想,试图通过讲学影响君主,实现儒家政治蓝图。作《谢除侍讲表》。
第三阶段:直谏外放与风骨淬炼(1172)
乾道八年(1172)二月:因联合朱熹、陈俊卿等人,极力反对孝宗任命外戚张说为知枢密院事,触怒执政,被外放为袁州知州。此次“贬谪”是其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使其深刻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政治思想开始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第四阶段:出镇静江与策略转向(1175-1177)
淳熙二年(1175)二月:被任命为静江府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前往更边远的地区任职。在《静江到任谢表》中,他展现出“以退为进”的策略性自处,将外放解读为皇帝的体恤,姿态谦卑,承诺“和众安民”。
淳熙四年(1177):在静江府任上,因治理有方,获得孝宗嘉奖,特转承事郎,进职直宝文阁。在《谢进职因任表》中,他表达了“居官之久”的警惕与“履薄临深”的慎独精神,思想进一步深化。
第五阶段:再镇荆襄与智慧成熟(1178)
淳熙五年(1178)五月:被授予秘阁修撰的清要之职,随即改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回归长江上游核心战略区。其仕途迎来“U型”反转。作《谢除秘阁修撰表》与《江陵到任谢表》,标志着其政治智慧的全面成熟,将儒家理想与复杂现实完美结合。
二、核心谢表及补充文献
1.《严州到任谢表》(乾道五年,1169)
背景说明:此为张栻首任地方要职的谢表,体现了他经世济民的初心与务实作风。他敏锐洞察严州民生困局,向皇帝承诺将深入民间、直陈利害,是其“牧养”理念的初次系统阐述。
原文:
2.《谢除侍讲表》(乾道七年,1171)
背景说明:此表作于张栻政治生涯的巅峰期,他成为孝宗的经筵官,得以近距离影响君主。表中充满了“以道事君”的理想主义激情,系统阐述了君主修身乃治国之本的政治哲学,是其作为理学大儒政治抱负的集中展现。
原文:
3.《静江到任谢表》(淳熙二年,1175)
背景说明:此表作于因直谏被外放之后,是张栻政治策略转向的标志性文献。他不再高谈阔论,而是以“钝”、“愚”自谦,巧妙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安分守己、能安抚一方的干吏,向皇帝传递出不再“惹是生非”的信号,展现了“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
原文:
4.《谢进职因任表》(淳熙四年,1177)
背景说明:此表展现了张栻在边远地区任职期间深刻的内省与思考。他不再关注如何影响君主,而是转向对自我的审视,警惕“居官之久”可能带来的懈怠与腐败,体现了儒家“履薄临深”的慎独精神在官场中的实践。
原文:
5.《谢除秘阁修撰表》(淳熙五年,1178)
背景说明:此表标志着张栻仕途“U型”反转的开始。他运用“姑从隗始”的典故,将自己的提拔解读为皇帝求贤的象征性姿态,既极致谦卑,又高明颂圣,展现了炉火纯青的政治沟通艺术。
原文:
6.《江陵到任谢表》(淳熙五年,1178)
背景说明:此表是张栻政治智慧完全成熟的集大成之作。他以一位成熟政治家的面貌,深刻剖析江陵的战略地位与现实困境,提出了“事君以勿欺”、“御侮以得民”的务实纲领,标志着其政治思想完成了从理想到实践的飞跃。
原文:
7.补充文献:《回栁严州启》(乾道五年,1169)
背景说明:此启作于张栻初命抚州未及上任,旋即改知严州之际。他致信即将离任的严州知州柳楹,既是官场交接的礼仪,也借此抒发了自己本欲退隐治学、却因君命难违而出仕的复杂心绪,并对柳楹的政绩与风范表达了敬仰,为其赴任严州时的务实与爱民之心提供了更丰富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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