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名亲兵：张浚绍兴七年罢相背后的政zhi失势与个人安危

绍兴七年（1137年），南宋政坛风云突变。淮西兵变的惊雷不仅震动了朝野，更将权倾一时的宰相、都督诸路军马张浚推向了命运的深渊。在这场政治风暴的尾声，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请求——张浚奏请“存留亲兵五十人，以备缓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它并非对特权的贪求，而是一位失势重臣在险e政治漩涡中，为求自保而发出的无奈呼声。通过深入剖析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复杂局势，我们得以拨开历史迷雾，看清张浚罢相的真正根源，并洞察南宋初年君臣关系与政zhi生态的残酷现实。

          一、议和转向：张浚失势的政治根源

要理解张浚的悲剧，必须将目光投向绍兴七年正月丁亥（十五日）这一天。在行在平江，问安使何藓自金国归来，带回了徽宗皇帝及宁德皇后相继崩殂的噩耗。宋高宗闻讯“号恸擗踊，哀不自胜”，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就在这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决定：即日任命秦桧为枢密使，并“恩数视宰臣”，使其地位与宰相等同。

这一人事变动绝非偶然。徽宗的去世，使得迎回生母韦太后成为宋高宗最迫切的私人愿望与政治目标。为了实现与金国的和谈，他需要一位能够贯彻其议和意图的得力干将，而秦桧正是最佳人选。因此，这一日以及重用秦桧，明确标志着宋高宗的国策开始从张浚所力主的北伐恢复，转向以迎回母亲为核心的议和。这一根本性的转向，与张浚毕生坚持的政治立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也为他此后的所有困境埋下了伏笔。

面对高宗的议和倾向，张浚力主北伐复仇，但高宗默然。张浚退朝后，复上疏请辞。虽被高宗下诏慰留，但此次请辞已暴露出君臣在根本国策上的深刻分歧，张浚的相位开始动摇。在此背景下，传统史学叙事常将淮西兵变的zuize归于张浚，认为其处置失当。然而，这更像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非原因。兵变的真正根源，在于宋高宗的猜忌多疑，以及其身边以秦桧、沈与求等人为代表的议和派势力，为削夺大将兵权、扫清议和障碍而罔顾军事规律的干预。宋高宗先是允诺将刘光世所部交予岳飞，以激励其北伐，但随即在秦桧等人的影响下出尔反尔，决定将淮西军收归都督府。这一反复，不仅严重打击了前线将士的士气，更让作为在外督师的张浚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被动境地。因此，淮西军变的爆发，是中央朝廷战略摇摆与权力斗争的直接e果。张浚作为前线总指挥，固然负有用人失察之责，但他并非导致灾难的根本原因。兵变发生后，他选择主动承担全部政zhi责任，辞去相位，这既是传统士大夫“君子引过”的道德担当，也是以个人牺牲来维护朝廷体面的政zhi选择。

          二、“亲兵五十人”：政治失势下的最后屏障

正是在这一“代君受过”的背景下，张浚请求保留五十名亲兵的举动，才显得尤为深刻和合理。九月初九，张浚被罢去一切实职，贬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仅仅两天后，又在御史的持续攻击下被削去荣衔。短短数日，他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沦为待zui之身。

九月十七日，在即将踏上“去家万里，泛然舟寄”的流放之路前，张浚上奏恳请保留五十名亲兵。他给出的理由——“出入总兵，将近十年，其所施为，不无仇怨”——字字泣血，道尽了一位失势政治人物的现实恐惧。这“仇怨”来自多个层面：其一，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领袖，他是金人与伪齐的死敌；其二，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军队，得zui了刘光世等骄兵悍将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其三，他力主北伐，与秦桧等议和派势不两立；最关键的是，他刚刚被皇帝罢黜，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这五十名亲兵，与谋求官职的“家臣”有着本质区别。他们不是政治特权的象征，而是张浚在返乡途中抵御明枪暗箭的最后屏障。面对一个树敌十年、而今虎落平阳的前宰相，宋高宗最终批准了这一请求。这并非单纯的恩典，而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考量。它既体现了高宗对张浚“勤王大功”的些许念旧，也符合宋代“zui不及身”的政治伦理，即官员虽因zui罢黜，但其个人基本尊严与安全仍需得到保障，以避免政治斗争彻底失控，撕裂统治集团。

          三、结语：一个时代的缩影

张浚与他的五十名亲兵，是南宋初年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皇权至上的体制内，即便如张浚这般位高权重的重臣，其命运也完全系于君主的一念之间。当君主因私愿而改变国策时，个人的功绩与能力显得如此脆弱。张浚的悲剧，根源不在于淮西兵变的偶然失误，而在于一个缺乏安全感、在孝道与国祚间摇摆的君主，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洗牌。

张浚的罢相与求兵，是一曲忠诚者的悲歌。他以一人之身，扛起了本应由最高决策层负责的失败，并在政治生命的最低谷，为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权而发出卑微的请求。这五十名亲兵，不仅是他个人的护卫，更是那个时代所有忠而被谤、功而遭忌的臣子们，在惊涛骇浪中寻求一块立足之地的象征。通过这扇小窗，我们得以窥见南宋政权在建立之初，其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与无情，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体命运的无奈与悲凉。

附件：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进退情况疏理

绍兴七年是南宋政治与军事的转折点，也是宰相张浚个人命运的滑铁卢。其进退脉络与宋高宗的国策转向及淮西兵变紧密相连，具体梳理如下：

一、背景：国策转向与权力顶峰的危机

国策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正月十五日，问安使何藓归报徽宗、宁德皇后崩殂。宋高宗悲痛欲绝，为迎回生母韦太后，当日即任命秦桧为枢密使，恩数视宰臣。此举标志着南宋国策从张浚力主的北伐，转向以议和迎回二圣及太后为核心，张浚的相位开始动摇。

君臣分歧与张浚的首次请辞：面对高宗的议和倾向，张浚力主北伐复仇，但高宗默然。张浚退朝后，复上疏请辞。虽被高宗下诏慰留，但此次请辞已暴露出君臣在根本国策上的深刻分歧，张浚的相位开始动摇。

张浚与岳飞的伯乐关系：绍兴六年十一月，正是张浚奏请高宗内殿面见岳飞，足见其对岳飞的器重。

政见之争与中央决策失误：三月，张浚与岳飞因淮西军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这应被视为关于军事部署的政见分歧。随后，在议和派影响下，宋高宗作出将淮西军收归都督府的最终决定，此决策出尔反尔，直接导致岳飞心灰意冷，上庐山养亲，为后续兵变埋下隐患。张浚在此局面下处境被动，派张宗元监军，意在稳定军心并保护岳飞。

二、淮西兵变与再三请辞

兵变发生：八月初八，因张浚的用人失察（未能妥善处理王德与郦琼的矛盾），郦琼杀死吕祉，裹挟四万军民叛投伪齐，史称“淮西兵变”。

深层原因：兵变的根源在于宋高宗的国策转向和秦桧等人的干预，导致淮西军整编决策失当，军心不稳。张浚作为前线总指挥，负有用人不当的直接责任，但更是中央决策失误的替zui羊。

第一次请辞（引咎待zui）：八月十二日，张浚入见宋高宗，主动“引咎”。高宗虽安慰，但张浚去意已决，当日“再疏待zui”。

第二次请辞（求去位）：随着御史中丞周秘等人弹劾的声浪渐高，九月十四日，张浚“留身，求去位”。他推荐赵鼎替代自己，并直言秦桧“闇”，标志着高宗已决意换相。

第三次请辞（具奏解罢）：九月初七，张浚上奏明确表示“已具奏解罢机政”，完成了程序上的最后一步。

三、ba相：从ba政到远贬

主动担责：张浚的罢相，是为淮西兵变这一重大军shi失败承担政zhi责任。他作为宰相，代君受过，以辞职维护朝廷体面。

一贬再贬：

九月初九：张浚被罢去一切实职，仅保留观文殿大学士虚衔。

九月十一日：在御史继续弹劾下，被落去大学士荣衔。

最终处置：经赵鼎力保，张浚免于“远窜”。十月初九，最终被ze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四、离京：奏请亲兵与君臣余情

上奏时间：九月十七日，在被贬斥但尚未离京之际【张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入总兵，几及十年，其所施为，不无仇怨。今奉亲偕行，还家万里，泛然舟寄，未有定居。除依例合破使臣外，乞许臣于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员，存留亲兵五十人，以备缓急。”从之】。

另有载：“十一月壬寅（十四日），特进张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入总兵，将近十年，其所施为，不无仇怨。臣今奉亲偕行，去家万里，泛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许臣于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员，存留亲兵五十人，以备缓急。如蒙俞允，令所在州于上供钱米内应副。’许之。自赵鼎召归，张浚每以回銮为念，洎罢政登舟，诸人往饯，犹以此言之。”后一史载时间在十一月壬寅（十四日），是错误的。

奏请内容：以“出入总兵将近十年，其所施为，不无仇怨”为由，请求保留五十名亲兵。这“仇怨”既来自对金主战，也来自内部整军得zui的权贵，更因代君受过而成为众矢之的。

朝廷态度：宋高宗批准了这一请求。这表明，尽管张浚因“失谋wu国”而被罢黜，但高宗仍念及其“勤王大功”和主动担责的品格，对其个人安全给予了基本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