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之寄，知己之殇：论朱熹对张栻逝世的悼念与思想情感

淳熙七年（1180）二月，挚友兼道学知己张栻的猝然离世，给朱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他的悼念活动，既有即时的情感宣泄，亦有后续的深刻反思，其经过与方式清晰地展现了一位士大夫面对生死、道义与友谊时的复杂心路历程。

         闻讯之初，朱熹即“遣人祭奠”，以传统礼仪表达哀思。他的悲痛便通过密集的诗歌创作喷薄而出。在得知死讯的当月，朱熹与同样哀悼的张栋（彦辅）等人往来唱和，写下了《奉同都运、直阁张丈哭敬夫张兄》、《谢张彦辅留别之作》等一系列诗作。这些诗歌记录了他从“强健初共欣，艰棘旋相悲”的震惊，到“悲来填臆”的哀恸，是情感最直接、最真实的流露。同时

         数月之后的晚春，当张栻的灵柩归葬湖南，朱熹等同道作最后的告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辛弃疾作《送湖南部曲》，江南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陆游亦作《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以送别。这场汇聚了当时众多贤士的最终告别，不仅是对逝者的哀思，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回响。正是在这肃穆而凝重的氛围中，朱熹的哀思也从即时的悲痛，沉淀为更为庄重和系统的表达。五月，朱熹撰写了最为重要的《祭张敬夫殿撰文》。这篇祭文形式庄重，内容宏富，不仅回顾了二人长达十五年的深厚友谊，更系统地评价了张栻的人格、学问与事功，并郑重回应了张栻临终“斯文之寄”的托付。这标志着朱熹的悼念从个人情感的抒发，升华为对道统传承的历史使命感的确认与担当。

基于以上经过，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深入分析朱熹悼念活动中蕴含的复杂思想情感。他的反应远不止于普通的悲伤，而是融合了个人情谊、思想共鸣、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感的深沉哀悼。

一、深厚的个人情谊与同道之谊

朱熹与张栻的友谊是南宋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的悼念首先建立在长达数十年的深厚情谊之上。

1.亦师亦友的道学知己：朱熹在《祭张敬夫殿撰文》中开篇即言：“我昔求道，未获其友，蔽莫予开，吝莫予剖。盖自公之来，而观于大业之规模……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与死守也。” 这段话是理解他们关系的核心。朱熹将张栻视为自己求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挚友和诤友，是能为他“开蔽”、“剖吝”的人。他们共同探讨理学精微，互相砥砺，并“死守”共同的学术信仰。这种基于“道”的友谊，远比一般社交关系更为牢固和深刻。

2. 历久弥坚的情感记忆：朱熹清晰地记得十五年前（丙戌年，1166年）在衡山分别的场景（“丙戌之冬，风雪南山，解袂于衡，今十五年”）。这个具体的细节表明，他们的交往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淳熙五年（1178），两人一同在江西哀悼刘珙，张栻还为朱熹父亲的神道碑篆额，这些都印证了他们晚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和高度的信任。

         二、巨大的悲痛与失落感

张栻的骤然离世，给朱熹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1. 情感的直接抒发：素材中提到，朱熹在得知噩耗后，立即“遣人祭奠”，并连续创作了多首诗歌。这种密集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宣泄方式，表明他内心翻涌着难以平复的哀思。

2. 痛彻心扉的哀恸：在祭文中，朱熹毫不掩饰自己的悲痛，直言“闻公之殁，痛彻心肝”。在与张栋的唱和诗《谢张彦辅留别之作》中，他回忆了与张栋短暂相聚却因张栻死讯而“强健初共欣，艰棘旋相悲”的场景，生动地描绘了从短暂的喜悦到巨大的悲痛的急转直下，情感真挚而强烈。

         三、对张栻人格与学问的崇高评价

朱熹的悼念，充满了对张栻道德、学问、事功的无限敬仰和推崇。

1. 道德楷模：朱熹盛赞张栻“治民以宽，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并称其“家传思孝，学造精微”，是“外为军民之所瞻望，内为学者之所依归”的典范。这不仅是客套的褒扬，更是对其人格魅力的由衷敬佩。

2. 政治风骨：朱熹特别提到张栻临终前“手遗疏以纳忠，召实佐而与诀，委符节而告终”的细节，并认为这“凛乎其有史鱼之风”。史鱼是春秋时期以尸谏著称的忠臣，朱熹以此作比，是对张栻忠贞不渝、至死方休的政治品格的最高赞誉。

3. 学术地位：朱熹在祭文中为张栻梳理了清晰的道统谱系：“得周子与程子，道乃抗而不坠……二程之传，龟山得之，延平受之，公师延平，而益加精粹。” 他将张栻置于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这一正脉之上，肯定了张栻在理学传承中的关键地位。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在为自己和张栻所代表的学派确立历史合法性。

         四、传承“斯文”的历史使命感

这是朱熹悼念情感中最深刻、最独特的一层。张栻的死，对朱熹而言，不仅是失去一位朋友，更让他感到传承儒家道统（即“斯文”）的责任突然加重。

1. 临终托付：祭文中提到，张栻临终时对其弟说，要将“斯文”托付给朱熹（“用斯文以为寄”）。这个细节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张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延续理学命脉的重任，郑重地交到了朱熹肩上。

2. 自觉担当：面对这份沉重的托付，朱熹的反应是“顾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虚，并矢以为报”。他一方面感到自己德行浅薄，不足以担当此任，充满了谦逊和惶恐；但另一方面，他毅然决然地立誓，必将竭尽全力，回报亡友的信任。这种“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悲壮感，将他的个人悲痛升华为一种为天下、为后世、为“道”续命的历史责任感。

3. 化悲痛为力量：朱熹在诗中写道：“一请正纪纲，再请诛羌夷。及时树勋业，慰我空山饥。” 这表明，他决心要继承张栻的遗志，在政治和学术上实现他们共同的抱负。张栻的死，反而可能成为激励朱熹更加奋发有为的动力，他要独自扛起两人共同的理想。

        综上所述，朱熹对张栻逝世的悼念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情感集合体。它始于个人层面的“痛彻心肝”的丧友之悲；升华到思想层面对一位志同道合、旗鼓相当的理学巨擘的陨落而感到的巨大失落；最终沉淀为一种历史层面的使命感，即继承亡友遗志，独自担当起传承“斯文”、匡扶天下的重任。朱熹的祭文和诗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一篇篇为道统续命、为知己立言的庄严宣言，深刻地展现了宋代士大夫在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学术传承之间的精神世界。

附件：朱熹悼念张栻及相关活动诗文编年

淳熙五年（1178年）

八月：《祭刘共父枢密文》、 《又祭刘共父枢密文》

九月：《祭刘共父枢密文》。注：此为朱熹与张栻共同悼念刘珙期间的作品，体现了二人此时的交集。

淳熙七年（1180年）

二月：（张栻于二月初二病逝）

 《奉同都运、直阁张丈哭敬夫张兄，张丈有诗敢次元韵悲悼之极，情见乎词，伏幸采览二首》

 《和张彦辅·失喜【一作賸喜】》

 《奉同张丈哭敬夫·唤卜【一作要卜】》

 《谢张彦辅留别之作》

注：诗中有“时闻张荆州（张栻）讣，张丈（张栋）有诗哭之，故有八哀之句”的自注，是悼念活动中的重要作品。

  《即事有怀寄彦辅、仲宗二兄二首》

 注：作于与张栋（彦辅）分别前后，情感上与悼念张栻的活动紧密关联。

 《次韵择之怀张敬夫》

四月：

张栻入葬湖南，辛弃疾作《送湖南部曲》，陆游作《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

五月：

 《祭张敬夫殿撰文》

注：这是朱熹为张栻所作的最重要、最完整的祭文，系统阐述了他的悲痛、敬仰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