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理学与政治实践：从张浚“四益箴”看南宋士大夫的精神传承

南宋时期，理学思潮勃兴，深刻地塑造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与行为准则。名臣张浚所倡“四益箴”，经由其子张栻、张枃的传承与实践，成为观察理学思想如何融入家族训诫、进而转化为具体政治实践的绝佳案例。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四益箴”的源流与内涵，更能窥见南宋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具体实现路径。

          一、“四益箴”的缘起：张浚的家法与垂训

“四益箴”的源头，是南宋初年抗金名相张浚（1097-116d）对其子的庭训。据宋王霆震所编《古文集成》收录的张栻（1133-1180）记述，张浚“晚岁尝大书四言，以诏枃（从弟张枃，1140-1198）弟曰：‘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这四句箴言，言简意赅，直指个人修养的核心。张浚将其书赠次子张枃（原文误作“杓”），张枃“受而藏之”，足见其对父训的珍视。这四条戒律，构成了张氏“家法”的基石，其本质是要求子弟在言、行、文、友四个方面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与价值甄别能力，远离浮华与虚妄，专注于有益于德性与事业的根本。这不仅是父对子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位历经宦海沉浮的政治家对人生经验的凝练总结。

          二、“四益箴”的升华：张栻的理学阐释

张浚去世九年后，其教诲的影响并未消减，反而在其长子、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手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乾道八年（1172），张枃为纪念父训，特“以四益名堂”，并恳请其兄张栻“追述其义”。张栻“奉书而泣”，感怀于先父遗教与弟之诚心，遂作《四益箴》。

张栻的《四益箴》并非对父训的简单复述，而是运用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性、哲学化阐释。他将父亲朴素的道德戒律，提升到了“存天理，遏人欲”的理学高度：

        “无益之言勿听”，被阐释为“听德惟聪”，主张聆听符合德性的言论，闻过则改，闻善则从，警惕“謟言溺心，奸言败德”。

        “无益之事勿为”，被阐释为“事所当事，是为君子”，强调行为应符合“义”的准则，克制私欲（“惟欲之动，则乱于为”），做到“止之有道，当收放心”。

        “无益之文勿观”，被阐释为“潜心圣贤，博考载籍”，主张阅读应以“蓄德”为目的，摒弃“异说”、“浮文”与“骫论俚辞”。

       “无益之友勿亲”，被阐释为“必端尔心，忠信是亲”，强调交友以德行为本，警惕因狎昵而同流合污，最终达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的境界。

通过张栻的再创作，“四益箴”从一则家族内部的训诫，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学修养指南。它将外在的行为规范，与内在的“心性”修养紧密结合，体现了南宋理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核心精神。彭龟年诗中“亦知已有长生诀，四益斋中四益箴”之句，亦印证了此箴言在当时士林中已被视为修身养性的“长生诀”。

          三、“四益箴”的实践：张枃的为官与陈傅良的见证

理论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张枃不仅将“四益”名其堂，更在为官施政中恪守不渝。陈傅良的《跋张魏公、南轩四益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淳熙十六年（1189），陈傅良出任桂阳守，按旧例需向朝廷进贡白金三十两，这笔费用通常转嫁给百姓。陈傅良认为此举“非圣朝所以惠远民之意”，毅然“擅减三分之二”，且不求朝廷推赏。

此事上报后，时任宰相的周必大“疑不能决”，仅将文书转交户部（版曹）。关键时刻，时任尚书的张枃挺身而出，上奏称：“桂阳壤地褊小，守臣陈某请不妄。”他精准地指出桂阳地小民贫的现实，为陈傅良的举措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最终使朝廷“可其奏”，并给予与其他郡县同等的赏典。陈傅良因此感慨万千：“余以是知魏公与南轩先生之教，定叟尚书能守其家法如此。”

张枃的行为，正是“无益之事勿为”的完美体现。在他看来，增加百姓负担以媚上，便是“无益之事”；而体恤民情、坚守道义，方是“所当事”的君子之行。他利用职权保护了一位正直的同僚，更维护了朝廷的体恤之心与地方的安宁。这一事件雄辩地证明，张浚的家训与张栻的理学阐释，已内化为张枃的政治伦理与行动自觉，成为其施政的指导原则。

          结论

从张浚的朴素垂训，到张栻的理学升华，再到张枃的政治实践，“四益箴”的传承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三个层面：以“家法”为载体的道德传承，以“理学”为内核的思想深化，以及以“事功”为归宿的实践检验。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家族精神的延续，更是整个时代士风的具体缩影。它告诉我们，南宋理学并非空谈心性的玄学，而是与现实政治、个人操守紧密相连的实践哲学。张氏父子以“四益箴”为纽带，成功地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贯通于家族传承与国家治理之中，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袁州府治的“四益堂”，作为这一精神传承的物质见证，亦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附件：

一、宋王霆震編《古文集成》之张栻《四益箴》：“先君晚岁尝大书四言，以诏杓（枃之误）弟曰：‘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杓（枃之误）受而蔵之。”

二、陈傅良《跋张魏公、南轩四益箴》：乾道之辛卯（乾道七年，1171），余送南轩先生于吴兴之碧澜堂，雅闻定叟尚书名而未之识也。其后，尚书公所至，治行为天下第一，益相向往。余守桂阳，是岁，孝宗内禅（淳熙十六年二月），故事桂阳守臣贡白金三十两，吏率取诸民以应令，余惧非圣朝所以惠远民之意，具以质言上，擅减三分之二，且不推赏。是时，周益公当国，疑不能决，但批状送版曹，会定叟为尚书，奏：“桂阳壤地褊小，守臣陈某请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赏典视它郡，余以是知魏公与南轩先生之教，定叟尚书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余书四益碑，后遂著其事，且以发明上恩云。

三、张栻乾道八年（1172）《四益箴》：“先君晚岁尝大书四言以诏枃弟曰：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枃受而藏之惟谨。先君既没之九年，则以请于某曰：伏自惟念大懼无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愿兄追述其义，将列之座右，朝夕儆戒，以庶几乎万一，某奉书而泣，退而为箴以告之：若古有训，听德惟聪。闻过以改，闻善以从。匪是之闻，则为无益。謟言溺心，奸言败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尔有定，听斯不惑。朝夕之间，何莫非事。事所当事，是为君子。惟欲之动，则乱于为。营营何益，扰扰孰知。止之有道，当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临深。异说害道，我则弗迩。浮文妨实，我则弗贵。而况未俗，骫论俚辞。当绝于前，勿乱于思。潜心圣贤，博考载籍。闻见之多，于以蓄德。大伦惟五，友居其一。我观昔人，敬戒无斁。以狎而比，以顺而同，德惟日丧，友亦曷终。必端尔心，忠信是亲。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四、彭龟年《寿张京尹（即张枃）十首（之十）》云：“欲颂公侯学鲁人，怕冲大尹罢能吟。亦知已有长生诀，四益斋中四益箴。”

五、四益堂，在袁州府治内，宋州守张枃建，刻其父张浚所书四益碑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