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与国本奠基：论范琼之死与南宋军政秩序的重塑

南宋的建立，并非一场光复旧物的凯旋，而是在靖康之耻的废墟上，于内外交困中的一次艰难求生。在这个新旧秩序剧烈碰撞的时代，如何重建军政秩序、巩固新生政权，成为摆在君臣面前的首要难题。张浚，作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与文官集团的代表，其与实力派武将范琼的生死博弈，集中体现了南宋初年“国本”之争的残酷本质。范琼的被赐死，并非一桩孤立的权臣倒台事件，而是张浚为了重塑中央权威、确立“以文制武”国策而主导的一次标志性政治清算。

         一、汴京烙印：忠奸之辨与张浚的立国初心

北宋末年的政治生态，是理解张浚行动逻辑的起点。在宋徽宗的统治下，帝国已是危机四伏。朝堂上，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贪污腐败；军事上，“联金灭辽”的战略短视，最终引狼入室，靖康之耻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这场国难中，张浚与范琼的选择，深刻地反映了旧主宋徽宗、钦宗父子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作为政和八年（1118年）的进士，年轻才俊的张浚是北宋文官体系的精英。他所效忠的，是以宋徽宗、钦宗为首的赵宋法统。正是这样的“旧主”，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对张浚而言，二帝被俘不仅是国破，更是其所信奉的“君君臣臣”秩序的崩塌。他将国破归因于纲纪废弛，因此，从旧王朝的覆灭中，他提炼出了“尊崇法统、强化集权”的立国初心。

相比之下，行伍出身的范琼，其立场转变则是对“旧主失国”最现实、最残酷的回应。当开封城破、徽钦二帝沦为阶下囚，范琼的忠诚瞬间失去了对象。他迅速向金人扶植的伪楚皇帝张邦昌投诚，并犯下了“擅杀抗金将领吴革”的血腥罪行。在汴京的废墟上，张浚选择坚守对“法统”的忠诚，而范琼则选择向现实的权力低头。这场忠奸之辨，成为了张浚日后判断敌友、整肃朝纲的根本准绳。

         二、兵变考验：远程博弈下的忠诚试金石

靖康之难后，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然而，这个新生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个“流亡朝廷”。金兵穷追不舍，高宗一路南逃，朝廷威信扫地。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在杭州（时称行在）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将这个新生政权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这场危机，成为了张浚与范琼矛盾的总爆发。当时，张浚正在平江（今苏州）策划平叛，他深知，捍卫高宗——这个宋朝法统唯一的延续，是保住国家唯一的象征。在此关键时刻，手握重兵的范琼，其向背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然而，范琼此时正以御营平寇前将军、权同主管侍卫马军同公事的身份，坐镇淮西，拥兵自重，远离了风暴中心。

面对张浚从平江发出的“十一檄令”，范琼的反应，是其在汴京投机心态的完美重演。他选择了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策略——隔岸观火。在他看来，远在杭州的兵变结果尚不明朗，贸然出兵可能损耗实力，甚至站错队。他选择按兵不动，静待局势明朗，这本质上是对中央权威的公然藐视和最冷酷的政治投机。

这场远程的意志较量，是张浚所代表的中央权威与范琼所代表的武将割据势力的正面交锋。张浚的十一道檄文，是对“军队属于国家而非个人”这一原则的公开宣示。范琼在淮西的“终不进”，则是对这一原则最无情的践踏。在张浚看来，范琼的行为已构成对新生政权根基的直接挑战，两人的矛盾由此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三、政治清算：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文制武”实践

苗刘兵变被平定后，如何处理范琼，成为摆在张浚和宋高宗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题。这已不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关乎南宋“国本”的路线抉择。北宋的建立，本就源于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反思，“以文制武”是其立国之本。靖康之耻和苗刘兵变，让张浚等君臣痛定思痛，认识到武将失控的危害远胜于外敌。范琼，正是这种失控的典型代表。

这场清算，在《张浚行状》中有着惊心动魄的详细记载。兵变平息后，朝廷暂时驻跸建康。此时，已改任湖北制置使的范琼，才从其驻地洪州（今南昌）率兵向朝廷进发。他自恃兵强马壮，态度极其嚣张。据《行状》记载，范琼“既陛对，恃其众盛，悖傲无礼，多所邀求，且乞贷傅、正彦逆党左言等死”，其跋扈之态，表露无遗。

面对如此挑衅，张浚并未冲动行事，而是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他首先向高宗上奏，痛陈范琼的滔天罪行，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若不乘时显戮，则国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苏峻之患。”他将范琼比作东晋时期作乱的权臣，点明了其不除，国无宁日的严重后果。高宗深以为然。

得到皇帝默许后，张浚“独与权枢密院检详文字刘子羽密谋”。他们连夜准备好了逮捕范琼的所有文书、榜文，并将参与行动的官吏锁在府中以防泄密。次日清晨，张浚在都堂召见范琼议事。范琼毫无防备，“从兵溢涂巷，意象自若”，尽显其骄横。待其坐定，张浚当众历数其罪，范琼愕然，随即被早已埋伏好的官兵拿下，直接送入大理寺。

与此同时，刘子羽已将榜文张贴于枢密院门外，并高声向范琼的部众宣布：“圣旨罪止琼，馀皆御前军也，无所预。”这一招分化瓦解之术极为高明，明确表示只惩办首恶，其余人等一概不究。范琼的军队群龙无首，又得到朝廷的安抚，于是“众始投刃应喏”，一场可能引发大规模兵变的危机被消弭于无形。

最终，范琼“论死”，其部队被顺利收编，分隶于神武军。这场清算，不仅是宋高宗这个“新朝”对“旧时代”军阀习气的一次彻底切割，更是张浚“以文制武”政治理念的一次完美实践：它既有雷霆万钧的决心，又有精准分化的智慧，一举清除了威胁，又保全了军队，稳固了国本。

         结论

从汴京到淮西，再到建康，张浚与范琼的冲突，是张浚个人政治意志与南宋初年时代需求的紧密结合。范琼的个人悲剧，源于他在时代巨变中选择了毫无底线的投机主义；而他的最终结局，则是由张浚所主导的、一个需要绝对忠诚来巩固自身的新生王朝所决定的。张浚清除范琼的行动，不仅是一场权力斗争，更是他为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打下的“以文制武”坚实桩基。这场精心策划的生死对决，标志着张浚作为南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以其决绝的手段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为这个王朝此后一百多年的政治基调定下了严酷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