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陆游与朱熹的交谊新说（为陆游诞辰900周年而作）

 

在南宋思想与文学的双子星空中，朱熹与陆游无疑是两颗长期璀璨的巨星。前者是集理学之大成者，以其精深的思辨体系，构筑了后世数百年的思想殿堂；后者则是剑气箫心的爱国诗人，以其豪放的笔触与不渝的报国热情，吟唱出时代的悲壮与个人的激昂。长期以来，后世印象中，朱熹是严谨的“道学先生”，陆游是浪漫的“骚人墨客”，二者似乎分属不同的精神畛域。然而，细考史料，拨开后世标签化的迷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将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南宋士大夫那份深沉而执着的家国情怀。而这条纽带的编织，始于一个共同的交集——南宋主战旗帜和精神领袖张浚及其子、理学大家张栻。张浚与陆游之父陆宰、朱熹之父朱松都有渊源，陆游与朱熹的交谊，正是在与张氏父子的互动中萌芽，并最终升华为一段超越思想差异、植根于共同家国情怀的千古佳话。

         一、理想同源：北伐烽烟中的家国命运共同体

陆游与朱熹的交谊，其源头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与张浚、张栻父子的共同交集之中，具体而言，便是宋孝宗即位之初那场充满希望又终归幻灭的“隆兴北伐”。在这场关乎国运的政治军事漩涡中，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而结成了家国命运的共同体。

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隆兴元年（1163），抗金主战旗帜张浚被委以重任，被任为排名第三的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军马，开府建康。陆游积极投身其中，先任枢密院编修官，后以通判建康府的身份入张浚都督府为幕僚。张浚对其寄予厚望，甚至欲将熙河老将曲琦所授兵法相传，并预言“吾子异时当以功名显”。陆游虽因符离之败后对朝政失望而一度辞职，但其投身抗金事业的热情与张浚、张栻父子的主战立场完全一致，这份报国热忱是他与朱熹交往的原始动力。

与此同时，朱熹虽未在军中任职，却以言官和儒者的身份，为北伐大业提供理论支持与舆论声援。他应诏上《壬午应诏封事》，直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并明确将“复仇之策”作为其核心建言之一。在福州，他与汪应辰“对北伐用兵等时政交换意见”，积极为恢复大业出谋划策。这表明，朱熹的理学并非空谈，其终极关怀始终指向国家的统一与强盛。

更为关键的是，隆兴元年（1163）冬，朱熹在临安待次期间，与张栻初次相识。史料明确记载，二人“讨论主战用兵之策”，一见如故。这次会面，不仅是朱、陆二人间重要中介人张栻的登场，更标志着他们三人因共同的抗战理想而结成了一个紧密的“主战派”士人圈。陆游在军前谋划，朱熹在朝野建言，张栻在父侧襄助，他们虽身处不同岗位，却心系同一目标。这份在国难当头时与张栻结下的理想主义情谊，正是他们深厚家国情怀的第一次同频共振。

         二、情感共鸣：悼念同道中的家国之痛

淳熙七年（1180）二月，理学重臣张栻英年病逝于江陵。这一事件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湖心，激起的涟漪将陆游与朱熹紧密地联系在同一个哀悼的圈子里，使他们的交谊从政治同道升华为情感相知，其核心，是对一代同道为国尽瘁而逝的沉痛哀悼，更是对家国前途未卜的深切忧虑。

朱熹对张栻的逝世反应极为沉痛。他不仅遣人祭奠，更与张栻的从弟张栋（彦辅）多次诗歌唱和，作有《奉同都运、直阁张丈哭敬夫张兄》等诗，其中“留连十日饮，怆恨八哀诗”一句，生动记录了二人聚首追悼、悲不能己的场景。朱熹深情的祭文与诗歌，使他成为这个哀悼圈层的情感核心。

而陆游的行动，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哀悼的群体性与政治性。从辛弃疾《送湖南部曲》与陆游《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祭张魏公祠堂》的诗作内容分析，有理由推断，在张栻入葬湖南时，时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作《送湖南部曲》悼念张栻；时任江南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的陆游，则特地从江西赶来，写下《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直接悼念张栻。陆游与辛弃疾，这两位主战派的标志性人物，同时出现在湖南，绝非偶然。这极有可能是一场低调而意义重大的聚会，他们共同凭吊的，是张栻，更是张栻背后那整个未竟的北伐事业。

陆游在《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中写道：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此词上阕追忆往昔，正是他与张栻、辛弃疾等“豪英”结交、共图恢复的青春写照。下阕则转入现实的悲凉，“时易失，志难成”，既是对张栻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的痛惜，也是对自己半生漂泊、报国无门的悲鸣。

然而，陆游的哀思并未止于张栻。由于张栻被葬在湖南宁乡其父张浚的墓旁，陆游的这次旅程也成为一次对这位已故主战领袖的追忆。这份对张浚的深切怀念，在他另一首著名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词中“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泣血悲鸣，正是对张浚“壮志未酬三尺剑”的最好注脚，也是陆游对自己一生未酬壮志的浓缩写照。因此，陆游的湖南之行，是一场对张氏父子两代人的双重凭吊，是一场主战派士人对共同理想受挫的集体哀鸣。

陆游到湖南的具体月份不得而知，朱熹在同年五月作有《祭张敬夫殿撰文》，不排除朱熹此前来到湖南，并与陆游、辛弃疾相会，在现场形成了精神上的强烈共鸣。朱熹在《祭张敬夫殿撰文》中更是以“呜呼敬夫！予而死也耶！”开篇，回顾了十五年间的学术切磋与志同道合之情。他盛赞张栻“治民以宽，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并以其临终“手遗疏以纳忠”的史鱼之风，认为此“足以壮吾道而增气”。在朱熹看来，张栻的死，是“吾道”的重大损失，更是国家栋梁的倾颓。

三、公义相期：民生关怀中的经世实践

陆游与朱熹的交往，并未停留在私人情感的层面，更延伸至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互动，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不仅体现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更体现在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中。

淳熙九年（1182），朱熹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肩负起救灾的重任。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救荒措施，却困难重重。远在山阴的陆游对此高度关注，他写下了《寄朱元晦提举》一诗：

“市聚萧条极，村墟冻馁稠。劝分无积粟，各籴未通疏。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征科放宽否，尚及麦禾秋。”

此诗绝非寻常应酬。陆游以沉痛笔触描绘灾情，随即直接向朱熹发出诘问与期许：“公行胡滞留？征科放宽否？”这背后蕴含着一份深刻的信任。陆游相信朱熹有能力、有德行解决问题。而朱熹作为理学家，其“格物致知”的最终落脚点正是“治国平天下”，陆游的这首诗，恰是从外部现实层面，印证并推动了朱熹的儒家实践。这次“通书”（以诗代书），是两位巨匠在治国理念上的同频共振，其交往已超越了文人唱和，进入了经世济民的实际领域，将家国情怀落到了实处。

         四、患难相知：党禁逆境中的道义坚守

进入晚年，尤其是“庆元党禁”时期，朱熹因其学说被斥为“伪学”而遭到政治打击，处境艰难。在这样的逆境中，陆游与朱熹的交往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更显出患难之交的珍贵，这是对他们家国情怀的终极考验——当国家误入歧途时，他们的忠诚是投向当权者，还是投向他们共同认定的道义与真理。

庆元三年（1197）冬，朱熹寄给陆游一条纸被。陆游作《谢朱元晦寄纸被二首》酬答，其中“纸被围身度雪天……绝胜蒲团夜坐禅”一句，意味深长。一条纸被，在精神上却是雪中送炭，传递的是一种“我懂你”的默契。在党禁的严寒中，这份来自远方友人的朴素关怀，是对朱熹最大的精神慰藉。同年，朱熹还托人带诗给陆游，表达思念与挂怀，陆游亦和诗回应，表明即便在高压下，他们依然通过种种方式保持着联系，相互扶持。

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逝。作为“伪学”之魁，其身后境遇可想而知。然而，陆游不顾政治风向，毅然为朱熹写下祭文，其情其景，撼人心魄：“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庶其歆飨！”在朱熹最孤立、最被污名化的时刻，陆游以如此沉痛、如此崇高的言辞致哀，这不仅是对亡友的最终告别，更是对朱熹一生道德学问的公开捍卫，是对“伪学”污名的最有力的回击。这份超越个人安危的道义担当，将他们的友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证明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是建立在真理与道义之上，而非权位与时势。

    

综观陆游与朱熹的交往，从隆兴年间的共同理想，到围绕张栻之死的情感共鸣，再到对浙东救荒的相互砥砺，最终在庆元党禁中结为患难之交，其间的“通书”与互动，既有诗歌唱和的文雅，更有直指时弊的锐利与生死相托的温情。这段交往深刻地揭示了南宋士大夫的复杂性与统一性。他们或许在学术思想上各有专攻，在文学风格上迥然不同，但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终极理想上，他们是坚定的同行者。朱熹的理学并非空谈，它内化为陆游等实干家心中的道德律令；而陆游的诗歌也非无病呻吟，它为朱熹等思想家提供了来自现实世界的血肉温度。陆游与朱熹的交谊，是南宋精英士人网络中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切片，它告诉我们，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正是这种基于家国情怀、公义担当与情义相挺的联结，支撑着一代知识分子在困顿中前行，共同铸就了那个时代不朽的精神风骨。

 

 

附录：陆游与朱熹交往诗文活动编年

绍兴三十二年（1162）

朱熹：

 六月，复差监南岳庙。

 八月初七，应孝宗诏求直言，上《壬午应诏封事》，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九月，汪应辰赴任福州途中经崇安与朱熹相见，赞其“问学材识足为远器”，并致书吏部侍郎陈俊卿荐举朱熹。

张栻：

   正月后，赴建康谒见父亲张浚，于天禧寺题“南轩”二字，自此号“南轩”。

    七月初八，其父张浚被特授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张栻以荫补官入置司建康的宣抚司，成为父亲北伐的核心幕僚。

陆游：

 八月，因史浩、黄祖舜举荐其“善词章，熟悉典故”，宋孝宗赐其进士出身。

  九月，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

隆兴元年（1163）

陆游：

 二月，通判建康府。

 三月，上《贺都督张魏公（张浚）启》。

 四月，在都督府（建康），枢密使张浚对陆游寄予厚望，言“吾子异时当以功名显”，欲以熙河老将曲琦所授兵法相传，陆游谢不敢。

 五月初二，自建康都督府掾官出，调任京口（镇江）通判。月底，符离兵败。不久陆游因对时局失望，辞职返回家乡山阴。

 十二月，张浚升任右相。陆游被重新任命为左通直郎、镇江府通判（次年春到任）。

朱熹：

 四月，应汪应辰之招至福州，讨论闽中盐法，并与汪应辰交换对北伐等时政的意见。

  十一月初六，登对奏事于垂拱殿，连上三札，论格致之学、复仇之策与内修之道。

  十二月初三，除武学博士，待次。

  在临安期间，与张栻初次相识，二人讨论主战用兵之策，奠定了深厚的友谊基础。

  十二日，离临安归。

张栻：

  五月，符离之战宋军失利后，与父亲张浚及参议冯方一同留守盱眙，相约以死守之。

   九月，因朝廷议和，张浚派张栻急赴行在奏事，向孝宗陈述议和之非，并弹劾使臣卢仲贤。

   十月十八日，与宣抚判官陈俊卿一同赴行在奏事。孝宗问及张浚起居，并表示“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十月，期间拜见太上皇高宗，高宗询问其父张浚状况，并赐香茶以为信物。

   十月二十四日，以军事入对孝宗，进言“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愿益加省察，稽古亲贤以自辅”，孝宗大异之。

隆兴二年（116d）

陆游：

二月，抵达镇江任所。

张栻：

二月，宋金和议再起，金人囚系宋使胡昉。胡昉不屈而归，孝宗亟召张栻语之，并令其谕告张浚“和议之不成，天也，事当归一矣”，坚定了孝宗放弃和议、决心进幸建康的意志。

淳熙七年（1180）

二月：张栻病逝于江陵。

朱熹：作《奉同都运、直阁张丈哭敬夫张兄……二首》、《和张彦辅·失喜》、《奉同张丈哭敬夫·唤卜》等诗悼念。六月，作《祭张敬夫殿撰文》。

陆游：时任江西提举常平，特赴湖南参加张栻葬礼，作《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词悼念张栻，其情感在《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中亦有深刻体现。同时，陆游作《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祭张魏公祠堂》，怀念张浚，追思北伐事业。

辛弃疾：时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作《送湖南部曲》悼念张栻。

淳熙九年（1182）

正月：朱熹巡视绍兴、婺州、衢州等地救灾。

陆游：作《寄朱元晦提举》诗，询问灾情，督促朱熹放宽征科。

淳熙十年（1183）

四月：朱熹武夷精舍建成。

陆游：作《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五首赠贺。

淳熙十三年（1186）

朱熹：应张栻从弟张枃之请，作《右文殿修撰张公（张栻）神道碑》。此文虽非直接与陆游互动，但体现了二人共同朋友圈的延续。

庆元三年（1197）

冬：庆元党禁期间，朱熹处境艰难。

朱熹：寄纸被与陆游，并作诗。托赴任剡中的严士敦带《题严居厚溪庄图》诗给陆游。

陆游：作《谢朱元晦寄纸被（二首）》酬答。作《次朱元晦韵题严居厚溪庄图》和诗。

庆元六年（1200）

三月：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

陆游：不顾政治压力，作祭文悼念，文中有“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等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