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的雷声：秦桧死后南宋朝野的恢复祈愿与士人群体的担当

                                                                     ——以张浚为旗帜的抗争与希望

绍兴二十五年（1155），权相秦桧的死，为南宋高压沉闷的政治天空撕开一道裂口。近二十年的对金绥靖与党同伐异，随着主谋者的离世而出现了松动的可能。朝野上下，对“恢复”故土的祈愿，如同沉寂已久的雷声，开始在云层深处酝酿。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秦桧死后数年间的政治动态，特别是以胡宪、王十朋等人为代表的士人群体的集体发声，探讨南宋恢复思潮的复苏及其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一、和战再起：张浚的危言与当权者的漠视

秦桧虽死，但其政治遗产——以“和”为国是、以“静”为方略的绥靖主义——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宋朝廷。沈该、万俟禼、汤思退等人相继执政，他们大多是秦桧路线的继承者，延续了“溺于宴安”、“谓金可信”的政治氛围。然而，这种虚假的和平无法掩盖潜在的危机。绍兴二十六年（1156），因星变求直言，正在为母守丧的张浚，毅然打破“居丧不言事”的常规，上了一道振聋发聩的奏疏。

张浚的奏疏，并非单纯的请战呐喊，而是一套成熟的政治战略思考。他以“天地生物，本于秋冬”为喻，指出严酷的备战是未来生机的基础，将“和”定位为“圣贤生利天下之权”，即一种策略而非目的。他旁征博引，从商汤灭葛、勾践破吴，到汉高祖、唐太宗的先和后战，雄辩地论证了“以和为权”而后“张国势”的历史规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痛斥的石晋之败。张浚一针见血地指出，桑维翰的“养兵息民”之所以沦为空谈，根源在于君臣“名实不孚”，政事败坏，最终导致“契丹窥见其心，谓晋无人”，受辱亡国。这无异于将南宋当下的政治现实与亡国之石晋相提并论，其警告意味不言而喻。

然而，这番苦心孤诣的危言，在当权者看来却是“狂悖”之论。万俟禼、汤思退等人“大怒”，认为金人“未有衅”，张浚是“要誉而论边事”，其动机不过是“惟冀复用耳”。在他们的主导下，台谏官汤鹏举、周方崇、凌哲等人群起而攻之，罗织“不恭违诏”、“动摇国是”、“欺愚惑众”等罪名，最终将张浚再次贬往永州。这一事件深刻地表明，秦桧虽死，但其所构建的、压制主战派、排斥异见的政治惯性依然强大。对金妥协的“国是”仍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任何对现状的挑战都会遭到体制的无情打压。

         二、士林觉醒：从个体担当到群体共鸣

尽管朝堂之上死气沉沉，但民间与士林之中，恢复的祈愿从未熄灭。随着金主完颜亮篡立，其南侵野心日益显露，南宋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富有道义感和责任感的士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行动逐渐从个体的勇敢发声，汇聚成群体的集体共鸣。

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以道学名臣著称的胡宪，以秘书省正字之职入京，却因病未能奏事。在病榻之上，他草拟了一道意义非凡的奏疏。疏中直言：“金人大治汴京宫室，势必败盟。”他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并提出了破局的关键：“今元臣、宿将惟张浚、刘锜在，识者皆谓金果南牧，非此两人莫能当。愿亟起之，臣死不恨。”胡宪的上书，因其巨大的道德勇气而震动朝野。当时张浚“为积毁所伤，未有敢显言其当用者”，胡宪“独首言之”，无异于冒犯了整个主和派政治集团。他因此被罢官，改授宫观闲职归乡。然而，这次政治迫害却意外地促成了一次彰显士人风骨的集会。胡宪离京时，馆阁同僚汪应辰、王十朋、周必大、李浩、冯方、查龠等七人，置酒道山堂，以“先生早赋归去来”为韵分韵饯别*。这“七人”的饯行，不仅是个人情谊的体现，更是一场无声的政治表态。他们以诗歌唱和的方式，将胡宪的贬谪升华为一种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高洁选择，向外界展示了主战派士人团结一致、坚守道义的精神力量。

个体的勇气迅速演变为群体的行动。进入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人南侵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二月，在轮对（官员轮流面见皇帝奏事）中，李浩、王十朋、冯方、查籥、胡宪这“五贤”始相继言事，闻者兴起。这标志着士人的呼吁已从零星的个体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发声。其中，王十朋的言论尤为犀利，他直言：“御敌莫急于用人，今有天资忠义、材兼文武可为将相者……愿起而用之，以寝敌谋，以图恢复。”其矛头直指被闲置的张浚、刘锜。与此同时，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在朝堂之上反复为张浚辩护，称其“忠义，且兼资文武”，“许国之心白首不渝”。甚至连王秬这样的官员，也因“斗胆上疏起用和国公张浚”而遭到贬斥。这些来自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士人，共同构成了推动国策转向的强大舆论力量。

         三、风雨欲来：从士人呼吁到朝廷转向

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巨大舆论压力，终于动摇了高宗皇帝的决心。在金军南犯迫在眉睫之际，忧心张浚不忠的宋高宗不得不做出抵抗准备，并最终在绍兴三十一年正月，放宽了对张浚的限制，诏其“湖南路任便居住”。这一转变，虽是被迫，却也标志着自秦桧死后持续数年的和战之争，暂时向着主战派倾斜。

它验证了张浚、胡宪等人数年前的预判，也证明了以“五贤”、“七人”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坚守道义、不畏强权的政治努力，在关键时刻能够影响国策走向。他们并非手握重权的权臣，而是凭借言官、馆阁之职，以笔为剑，以言为戈，唤醒了朝野沉睡的危机意识和恢复意志。他们的行动，将张浚从一个被贬谪的“zui籍”官员，重新塑造为国家危难时不可或缺的精神领袖与军事统帅。

         结论

秦桧死后至完颜亮南侵前的六年，是南宋政治史上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过渡时期。朝野上下对恢复的祈愿，如地火般运行，虽屡遭压制却从未断绝。张浚以其资历、声望和坚定不移的主战立场，成为这股思潮的聚焦点。而以胡宪、王十朋等人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则以其道德勇气和政治远见，担当了唤醒朝野、联结朝野的桥梁角色。从胡宪的“独首言之”，到“七人”的饯别唱和，再到“五贤”的相继轮对，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演进轨迹：个体的担当汇聚成群体的共鸣，分散的呼声凝聚成强大的政治浪潮。他们为张浚的呼吁，超越了个人恩怨与政治投机，是基于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忧患和对历史责任的主动承担。最终，当金人的铁蹄踏破和平的幻梦时，正是这股沉寂已久的雷声，汇聚成了南宋王朝抵御外侮、寻求生存的最后力量。张浚的命运沉浮，不仅是个人的荣辱悲欢，更是那个时代南宋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走向的缩影。

附件：绍兴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1155-1161）主张恢复人士行动编年

绍兴二十五年（1155）

十月：权相秦桧卒，政治高压出现松动。

十二月：主战派元老张浚被重新起用，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预示着政局可能的变化。

绍兴二十六年（1156）

十月：张浚上疏论战备：张浚在江陵因星变求直言，毅然上疏，系统阐述其“以和为权，以战为实”的战略思想。他警告金人必将南侵，直指朝廷“溺于宴安”、“边备荡驰”，并以石晋之败为鉴，痛斥当权者“专为身谋”。

朝臣激烈反弹：宰相万俟禼、汤思退等见疏大怒，认为张浚危言耸听，“笑浚为狂”。

台谏群起攻之：御史中丞汤鹏举、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等人，秉承宰相意旨，罗织罪名，弹劾张浚“要誉论边事”、“动摇国是”，旨在复用。

结果：在主和派压制下，张浚再遭打击，被诏“依旧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七年（1157）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

此数年间，主和派汤思退等人稳居相位，主张恢复的声音暂时沉寂。但朝廷已开始诏举将帅，朱熹、刘珙、胡宪等道学群体中人开始被召入仕，为后续的人才储备和舆论形成埋下伏笔。

绍兴三十年（1160）—— 士人群体发声的转折之年

六月：

陈俊卿初为张浚辩护：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疏，力驳张浚有“异志”的谗言，称其“忠荩，白首不渝”，是为张浚公开正名之始。

胡宪病榻上书：新任秘书正字胡宪（朱熹之师）到任即病，他在病榻上草疏，直言“金人势必败盟”，并石破天惊地指出：“今元臣、宿将惟张浚、刘锜在……非此两人莫能当。愿亟起之，臣死不恨！”这是自张浚被贬后，朝中首次有人明确要求起用这位主战派领袖。

十一月：

汤思退倒台：在陈俊卿的持续弹劾下，主和派领袖汤思退被罢相，标志着政治天平开始倾斜。

“七人”饯行彰显士林风骨：胡宪因上书举荐张浚、刘锜而被罢官。离京时，馆阁同僚汪应辰、王十朋、周必大、李浩、冯方、查龠与胡宪本人，共七人置酒道山堂，分韵赋诗饯别。此举并非寻常送别，而是一场集体性的政治表态，彰显了士人群体对胡宪义举的支持和对主和派的无声抗议。

绍兴三十一年（1161）—— 群体共鸣与国策转向

正月：王十朋上书论灾异，引《春秋》之说，请求“崇阳抑阴”，被普遍解读为支持主战派、打击主和派的舆论呼吁。

二月：

“五贤”轮对形成舆论高潮：金人渝盟之势已明。在轮对中，李浩、王十朋、冯方、查籥、胡宪这“五贤”相继言事，形成强大的集体声势，“闻者兴起”。

王十朋直指用人：王十朋在轮对时直言：“御敌莫急于用人”，要求起用“天资忠义、材兼文武”的张浚、刘锜等人，将士林呼声直接传递给皇帝。

陆游整顿内政：陆游上书，请罢掌禁军过久的杨存中，以整肃军备，其主张与备战大局相符。

三月：

王秬因荐张浚被贬：官员王秬上疏起用张浚，被外放洪州。周必大、史浩、陆游、王十朋等人纷纷作诗送别，以示同情与sheng援，体现了主张恢复人士之间的广泛联系。

五月末：金使来宋，出言悖慢，索地索将，战争威胁迫在眉睫。

六月：在陈俊卿等人的再次推荐下，其本人被擢为兵部侍郎，朝廷开始着手战备。

朝廷最终转向：在金人南侵的巨大压力和朝野内外（包括陈俊卿、王十朋、胡宪等官员，以及何廷英、冯时行等地方人士）持续不断的呼吁下，忧心张浚不忠的宋高宗终于下诏，允许张浚“湖南路任便居住”，为重新起用这位主战派领袖扫清了最后障碍。

九月：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战争全面爆发。南宋朝廷在士人群体的推动下，终于被迫转入全面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