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斋到庙堂：张浚与南宋理学政治化

摘要：南宋名相张浚在传统史学中多以抗金统帅与主战派领袖的形象出现。然而，其在南宋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尤其是作为理学政治化的关键推手，却未得到充分重视。张浚凭借其洛学再传的学术渊源、宰辅之尊的政治地位，以及忠义不屈的人格典范，将理学从一种民间学术流派，有效地提升为朝廷的政治话语、治国理念与士大夫的行为规范，深刻塑造了南宋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本文旨在从学术传承、政治实践、制度建构与人格象征四个维度，系统阐述张浚在推动理学政治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辨析其在整个宋儒谱系中的独特定位与历史地位。

关键词：张浚；理学；政治化；南宋；洛学

         一、引言：被遮蔽的理学面孔

        谈及张浚，世人多忆其“志在恢复”的军事生涯，或其与赵鼎并相、共撑危局的政治功绩。然而，剥离其军事与政治的显赫身份，张浚作为一位在宋儒谱系中承前启后的学者，其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他不仅是程颐理学的再传弟子，著有《紫岩易传》，更是南宋理学从沉寂走向复兴，并最终与国家权力结合的关键枢纽。如果说朱熹、张栻等人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张浚则为这些思想的传播与制度化铺平了道路，是理学“从书斋走向庙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实践者与推动者。

          二、学术渊源与思想内核：洛学谱系中的承启者

张浚的理学地位首先根植于其清晰的学术师承。他师从程颐蜀中门人谯定，是北宋洛学在南方的合法继承者之一。在南宋初年，理学尚处于北宋党锢之祸后的恢复期，张浚凭借其政治影响力，为洛学的延续提供了庇护。其学术贡献不仅在于传承，更在于其独特的思想阐发。

       其思想内核集中体现于其著作《紫岩易传》之中。此书摒弃了汉易的繁琐象数，继承了程颐“以义理解《易》”的传统，但更进一层，构建了以“心”为本体的易学思想体系。张浚明确提出，解《易》的关键在于“心”，认为“心即理也，理即心也”，将主观的“心”与客观的宇宙“天理”合二为一。在他看来，《易经》的卦爻变化并非外在的神秘预兆，而是人心与天理感应互动的体现。因此，修身养性的根本在于“正心”，通过内心的省察与涵养，达到“心与理一”的境界，便能洞悉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

    这种“心本体论”思想，使其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既然“心即理”，那么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便源于“正心诚意”的“内圣”功夫。这为他将理学直接应用于政治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同时，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其子张栻，成为湖湘学派强调“心”的能动性与“察识天理”的重要思想先声。

此外，他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家学传统。张浚言传身教，其子张栻后来师从胡宏，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张浚的理学思想通过张栻得以发扬光大，父子二人共同构成了蜀地与湖湘地区理学传播的核心。

    三、政治实践：理学话语的塑造者

张浚对理学政治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利用宰辅之权，将理学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与话语体系。

首先，他是南宋初年理学复兴的“政治推手”。绍兴年间，张浚与赵鼎并相，共同开启了被誉为“小元祐”的政治局面。他们以“招来贤才为急务”，大力引擢在北宋末年遭受压制的洛学之士，使其重新进入权力中枢。这一举措不仅恢复了洛学的学术声誉，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理学开始重新获得官方的认可与支持，为其后续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

其次，他将理学精神融入国家大政方针。张浚一生力主抗金，其政治立场背后是深刻的理学伦理支撑。他将“忠君爱国”、“夷夏之防”等儒家伦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成为评判是非、决定国策的根本准则。这种以道德气节为核心的政治话语，正是理学“内圣外王”思想的直接体现。他晚年对宋孝宗的影响尤为显著，劝导皇帝以“明理正心”为本，将理学确立为帝王修身治国的指导思想。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张浚成功地将理学从士大夫的圈子推广至朝廷决策的核心。

         四、制度建构：理学传播的奠基人

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传播与复制能力。张浚深谙此道，他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为理学的代际传承与社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典型的例证是他对书院教育的支持。张浚父子在长沙等地兴建或主持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将其打造为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基地。这些书院不仅是讲学中心，更是培养理学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士子，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们进入仕途后，自然成为理学在各级政权中的坚定拥护者。这种“书院-科举-官僚”的培养模式，确保了理学思想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并渗透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了理学的制度化与普及化。

         五、在宋儒谱系中的独特定位：思想、实践与品格的统一

要全面理解张浚在宋儒中的地位，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儒学光谱中进行审视。他并非朱熹、陆九渊那样的思想体系构建者，也非周敦颐、邵雍那样的开山鼻祖，其地位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复合性与枢纽性。

        首先，他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型儒者典范。张浚的儒学特质，根植于其“心即理”的哲学信念。对他而言，理学的道德律令并非外在的教条，而是发自内心的必然要求。因此，抗金复国不是一种政治选择，而是实现“天理”的道德责任。朱熹等理学家对其推崇备至，赞其“忠贯日月”，正是因为他完美地将“内圣”的“正心”功夫，转化为“外王”的报国行为，为后世儒者树立了“知行合一”的理想人格标杆。

        其次，他是理学传承的“关键枢纽”。张浚在宋儒谱系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桥梁角色。上承北宋二程之洛学，下启南宋湖湘学派之张栻，并间接影响了朱熹。没有张浚在南宋初年政治上的庇护与学术上的引导，洛学在南方的传承可能会更为曲折，乾道、淳熙年间理学的黄金时代也可能推迟到来。

        其个人修养，是其理学思想的生动写照。绍兴四年（1134年），张浚被贬居福州，于越王山吉祥禅院寓居。他将自己的读书小屋命名为“绝学寮”，其名直接取自北宋大儒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这一举动深刻地表明，即便身处政治生涯的低谷，他依然以“正心”修己，通过自我修炼不忘“治国平天下”之志。更具深意的是，宋高宗御书唐代名相裴度的传记赐予他，寄望他能成为力挽狂澜的柱石。这种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期许，恰恰印证了张浚的理学品格与政治价值得到了高度认可。

         最终，历史高度肯定了其历史地位。宋理宗将其列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并配享孝宗庙庭。后世官方与主流儒林，通过对其忠义气节与战略远见的不断颂扬，将其塑造为一代名相与理学忠臣的典范。这本身就反映了理学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其价值排序中对“德”与“识”的高度推崇。

         六、结论

综上所述，张浚在宋儒中的地位是独特且多维的。他不仅是程颐理学的学术传人，更是南宋理学政治化的核心枢纽。他通过政治权力为理学复兴开辟道路，通过治国实践将理学话语提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制度建构为理学传播提供持久动力，并通过人格典范为理学精神注入不朽的灵魂。其“心即理”的哲学思想，为其一生坚韧不拔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内在动力；其福州“绝学寮”的苦读，是其“内圣”功夫的写照。因此，在评价张浚的历史功绩时，我们必须超越表象，充分认识到他作为理学政治化伟大推动者与一代道德楷模的深远贡献。他是宋儒星空中一颗独特的星辰，其光芒主要不在于思想的原创性，而在于连接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