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育才：南宋名相张浚的人才系统工程与文脉赓续

南宋立国于半壁江山，烽火连天，国势危殆。在此存亡之秋，维系国脉者，非唯兵戈之战，更在人才之继。南宋名相张浚，以“出将入相，垂四十年”之身，不仅投身于抗金救国的军事斗争，更以非凡的远见与毅力，构建了一套贯穿科举、任用、举荐、培育的人才系统工程，于烽火之中为国家育才、为文脉续命，其功绩深远，堪称南宋中兴的基石。

         一、变通科举：战时取士的制度保障

人才之兴，首在取士之道。南宋初年，用人之际，战乱频仍，全域的常规科举制度难以展开，尤其是川陕等到行在临安的前线边缘地区，士子赴考之路断绝。张浚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危机，以极大的魄力进行制度创新。绍兴元年（1131），时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的张浚，以“便宜”之权，开创性地下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就地组织考试，选拔人才。此举打破了地域与战局的限制，确保了国家选才渠道在前线地区的畅通，为稳定西部局势、吸纳地方贤才提供了制度保障。次年，他又进一步争取到朝廷对四川类试进士的优待，使其“依殿试第五人恩例”授官，极大地鼓舞了西南士人的向学之心。张浚的战时科举改革，不仅是权宜之计，更是一种系统工程思维的体现，它将人才培养与国家战时需求紧密结合，为南宋在艰难时局下持续输送新鲜血液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崇尚气节：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

张浚的人才观，核心在于“德”。他并非唯才是举，而是将士人的气节与忠义置于首位。建炎二年（1128）的科举殿试，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当时，士人胡铨在策论中直言不讳，批评朝政，甚至直言“今宰相非晏殊，枢密、参政非韩琦、杜衍、范仲淹”，其言辞之激烈，震动了朝堂。主考官欲将其压制，置为第五名。然而，同为考官的张浚得知后，非但没有畏惧，反而“震惊而待罪”，其态度与其父张咸当年因直言而名列第五的经历遥相呼应，彰显了张家不畏权贵、崇尚直声的家风。当旁人为其担忧时，张浚坦然答道：“何害？”。这简短有力的两个字，是他人才观的最好注脚：国家危难之际，需要的正是胡铨这样“言之无所畏避”的骨鲠之士。张浚对胡铨的欣赏与保护，贯穿其一生，从绍兴五年辟其为湖北仓属，到绍兴八年复荐其为秘书郎，无不体现了他对忠义之士的坚定支持。

        三、广辟才源：不拘一格的举荐网络

如果说科举是人才选拔的“正途”，那么举荐则是张浚构建人才网络的关键一环。他一生举荐、称赏的名臣、大儒多达二十余人，构成了一张覆盖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宏大人才图谱。

其一，举荐社稷栋梁。建炎二年（1128），张浚以礼部侍郎身份举荐富直柔，富直柔后官至签书枢密院事。绍兴初年，张浚力荐李纲复起，称其“才兼文武，可当大任”。他又举荐赵鼎、李光等人，皆称其“可大用”、“有古大臣风”，最终使他们都登上了宰相之位。这些人物构成了南宋主战派的中坚力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其二，发掘思想巨擘。张浚的视野超越了单纯的政务与军事，他深知文脉赓续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意义。他举荐“学行俱优”的胡寅，称赏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大家，甚至在他们未显达之时便已闻其名。绍兴末年，张浚欲荐朱熹于朝，虽被辞，但此举本身已是对新兴学术力量的巨大肯定。他对王十朋“有公辅之器”、张孝祥“才气超逸”的称赏，更是精准地预见了这些状元郎的未来潜力。通过这些举荐，张浚为朱熹、吕祖谦等“东南三贤”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庇护，间接推动了理学在南宋的繁荣，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立下了不世之功。

其三，构建地方人才梯队。张浚在地方任职期间，同样注重发掘人才。他在四川主持军政时，面对钱粮短缺的困局，毅然重用素有才名的理财专家赵开，辟为属官，并委以总领四川财赋的重任。赵开不负所托，大刀阔斧地改革盐、酒、茶等专卖制度，使财政收入倍增，为吴玠、吴璘的“吴家军”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成为川陕防线得以坚守的关键。在湖南，他则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长远的人才根基——文教事业。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浚毅然捐出自己在长沙的私宅，创办了城南书院。此举远超寻常官员的兴学之举，他以个人牺牲的精神，为湖湘士子提供了一处潜心治学、切磋砥砺的固定场所。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湖湘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为南宋乃至后世输送了大批经世致用之才，是其“构建地方人才梯队”理念最生动的实践。

         四、地方实践：福州养士的物质保障

张浚不仅关注中央和战区的人才选拔，更在地方任职时，为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绍兴十年（1140），张浚在福州帅守任上，上奏以宁德芹溪院籍没田入学，获准后，增养士（搜罗、供养贤才）为240人，州学教授张洙撰《增养士学田记》。张浚在福州州学扩建期间，奏请以籍没田产作为州学固定经费来源，并命教授张洙撰写《增养士学田记》。此举解决了战乱后教育机构经费匮乏的困境，为地方教育、人才培养和储备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这一实践，与他在四川组织科考、在湖南兴学育才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其人才系统工程的地方支点。

        五、系统布局：晚年最后的政治遗产

隆兴元年（1163），张浚已是暮年，再度拜相，都督江淮军马。面对宋孝宗的倚重，他将自己一生的人才理念与实践，升华为一份系统性的治国方略。他向孝宗“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并一次性开列了一份详尽的举贤名单：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可备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冯时行、任尽言、冯方皆可备，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张宋卿议论据正，可任台谏。这份名单，不再是零星的举荐，而是一套完整的人事布局方案，针对执政、监察、实务等关键岗位，都提出了最佳人选。这标志着张浚的人才思想已臻化境，形成了一个从识别、培养到任用的闭环系统。与此同时，他力主迁都建康，革除秦桧“燕安酖毒之计”，其背后正是希望通过打破偏安局面，重塑一种奋发有为的政治生态，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最广阔的舞台。

         结语

张浚的一生，是与南宋国运深度绑定的一生。他以“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的功绩著称于世，但其更深远的贡献，在于他于烽火硝烟中构建的这套人才系统工程。从变通科举、保障取士，到崇尚气节、确立标准，再到广辟才源、举荐贤能，直至晚年系统布局，张浚以一己之力，为南宋王朝搭建了一个强大的人才储备库。这个人才库不仅涌现出李纲、赵鼎等安邦定国的重臣，更孕育了朱熹、吕祖谦等光耀千古的思想巨匠，真正实现了“文脉赓续”。可以说，没有张浚的“烽火育才”，便没有南宋政权的长期延续，更不会有其后“乾淳之治”的文化繁荣。他以超凡的远见和坚定的实践，证明了在危难时代，人才培养与使用，才是决定国运兴衰的根本大计。

附：张浚举荐、称赏的部分人物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