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眼中的忠义肝胆——张浚与虞允文书信的御敌精神传承

一、张浚作《早上封示帖》或《彬父帖》的历史背景

（一）金军南犯，起复的张浚自长江而下，助虞允文胆落敌人

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时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的同时，放宽了对贬居永州的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二十六日，张浚获大赦，诏令其在湖南路任便居住。当在春夏间，张浚、张栻父子自永州移居潭州，张浚捐私宅筑城南书院，并书书院院额，作为张栻讲学之所，张浚还作有《五遂堂（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战陈勇）墨帖》。其时，与张浚早年相识的魏良臣在知潭州任上（绍兴四年十二月，已被紧急复起抗金的知枢密院事张浚往镇江视师，劳军沿江。时大酋兀术拥兵十万于维扬，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绘奉使军前还，夜与张浚遇于中途，张浚问以虏事及大酋问答。良臣、绘谓：“虏有长平之众。且谕良臣曰：‘当以建州以南王，尔家为小国，索银绢犒军其数千万。又约韩世忠克日过江决战。’”张浚密奏：“使人为虏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动。及不可令更往军前，恐我这虚实反为虏得。”宋高宗然之）。

九月，金完颜亮自将，总管60万兵力，分四路大举南侵。十月下旬，宋高宗终于启用老将张浚判潭州。这年，胡铨获准任便居住。十一月底，因建康告急，宋高宗改张浚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今江苏南宋）。杨万里作有《贺张丞相判建康启》。张浚告别家人先行离开潭州赴任。张浚自潭州闻命，即日首涂。胡宏（胡仁仲）作《贺张丞相（张浚）帅金陵启》。十二月初，张浚至岳阳（属湖南），买舟冒风雪而行，遇东来者云：“敌兵方焚采石，烟炎涨天，慎无轻进。”张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舆所在而已。”张浚到岳阳时得知金军来犯，无人敢渡江应战，张浚独自一人前进（时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初八，虞允文督师取得采石大捷。下旬，完颜亮决意尽速渡江灭宋，再回师北上以对付金世宗。坐守扬州的完颜亮用sha戮阻止士卒渡淮北归，并任耶律元宜为浙西道兵马都统制，刑部尚书郭安国为副，“会舟师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惧于水战的金军将士闻张浚至，胆落而偾（紧张），“皆惧”。史载：“辛巳（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髙，敌骑长驱。恣意横行，饮马长江。埀头中原，谓必无宋。百僚窜身，毂下汹汹。举朝失色，急诏起公（张浚）。遂自长沙，拜命总戎。胆落敌人，不战而偾。逆亮被戕，一夕师遁。额额淮城，万井相望。知几万家，微公几亡。”——据胡铨《祭张魏公（张浚）文》。耶律元宜乘机煽动众军叛乱，攻杀完颜亮于扬州城外龟山寺。时张浚乘小舟径进，过池阳（池州），闻完颜亮死，余众犹二万屯和州。金军退屯三十里，遣使议和。十二月初，耶律元宜率军自扬州退兵北归，在河南的金兵随之北撤。这年冬季，发生采石之战，南宋军队大挫金兵，杨万里作《海鰌赋》以壮之。对虞允文指挥之功，尤深推仰。

（二）张浚为虞允文宣谕川陕“荐才以襄盛举”作《早上封示帖》

 1、张浚《早上封示帖》作于宋高宗在建康、虞允文宣谕川陕前

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宋高宗劳师建康府。车驾幸建康，（张）浚迎拜道左，卫士见（张）浚，无不以手加额。时（张）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刚登基的金世宗遣使来告即位之事，向南宋提出罢兵，并声称归还被海陵王所占领的南宋领土，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被征的南侵步兵放还回家。时宋高宗在建康犒军，有乘胜求和的念头，遭到朝野坚决反对。宋高宗将还临安，军务未有所付。时张浚判建康府，众望属之。对张浚“用着人朝前，用不着朝后”和不放心张浚的宋高宗下诏以和义郡王、御营宿卫使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中书舍人虞允文充副使。中外大失望，给事中金安节和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刘珙言：“比者金人渝盟，干犯王略。今陛下亲御六飞，视师江浒，大明黜陟，号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观，倾耳以听，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存中已试之效，不待臣等具陈。顷以权势太盛，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军职。今复授以兹任，事权益隆，岂惟无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傥圣意以允文资历未深，未可专付，宜别择重臣，以副盛举。”疏入，宋高宗怒，谓辅臣曰：“珙之父为张浚所知，其为此奏，意专为浚地耳。”宰相陈康伯、朱倬召珙谕上旨，且曰：“再缴累及张公。”刘珙曰：“珙为国家计，故不暇为张公计。若为张公谋，则不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刘珙执奏如初，乃止。因朝臣反对杨存中的任命，以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兼侍讲虞允文为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宋高宗从建康将返回临安，劳（张）浚曰：“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将以为江、淮宣抚使，中沮之而止）。

二月初一，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兼侍讲虞允文试兵部尚书、充川陕宣谕使、措置招军买马，且与吴璘相见议事。初六，宋高宗还临安。张浚仍旧兼行宫留守。时张浚留守建康，金师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刘颖白张浚言：“师旅之后，宜先抚摩，当尽强逋赋。”张浚喜，即奏阁免，由是知之。二十日，张魏公（张浚）作《早上封示帖》或《彬父帖》，张浚为试兵部尚书、充川陕宣谕制置使虞允文宣谕川陕而作。同月，宋高宗从建康返回临安。闰二月，王佐知吉州。是年春，张栻离开潭州，前往临安入见宋孝宗，再建康前线去与在抗金前线建康的父亲张浚会合。张栻到建康府，时张浚都督江淮诸路军马，开府建康，张栻游天禧寺，爱寺中竹林清幽深远，择室清扫，明净轩敞，题名南轩。

六月，宋高宗因对张浚、赵鼎、李光、岳飞、宇文虚中等失德、失信、失威而退位，宋孝宗赵昚即位。七月八日，孝宗特授张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十二月，以沈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2、张浚题跋：务实忧国，痛斥士风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张浚为即将宣谕川陕的虞允文（字彬父）荐才以襄盛举。《早上封示帖》或《彬父帖》：“浚顿首再拜。今日早，上封示彬父回。御前逓论事劄子，圣意喜甚。伟哉深切着明之论也。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巳，轻于谋国，尚乌足与图事哉。幸公留意川陕上流近事，及人才之可用，事机之可为，措置之可行者，归以告。上至望，二十日午，不宣。浚顿首再拜。彬父制置尚书友契台坐。”。信中盛赞虞允文“伟哉深切着明之论”，称其奏议切中时弊，力主“事机之可为，措置之可行”。张浚痛斥士风颓靡，实则暗含对虞允文‘重国轻己’品格的期许。虞允文此后在川陕‘博议经略’，联合吴璘等将制定收复失土之策，正是对张浚呼吁的践行，彰显二人‘道同气合’的精神共鸣，彰显其“不附和议”的铮铮铁骨。  

         3、虞允文践行：采石督师，经略中原  

虞允文不负所托。绍兴三十一年冬，金主完颜亮率军渡淮南侵，宋军溃散。虞允文以中书舍人身份赴采石犒军，临危受命，重组残兵一万八千人，以水战大破金军，焚毁敌舰三百艘，扭转战局。此役被后世誉为“文官提笔安天下，武略一战定乾坤”的典范。次年出使川陕，虞允文与吴璘等将共商经略之策，制定“因长安之粮取河南，因河南之粮会诸军以取汴”的战略，试图收复中原。其部署周密，兵力调度“全而馕道省”，尽显军事才略。  

      （三）元代魏元裕《跋张浚与虞允文书》言张浚依然忠言谠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南犯，南宋危在旦夕。宋高宗被迫起用废黜二十年的抗金名臣张浚，委以建康留守重任。与此同时，虞允文以文臣之身督师采石，大破金军四十万之众。两人在国难之际的书信往来，被元代史家魏元裕跋为“忠义肝胆悬照今古”，成为南宋士人精神的缩影。  

1、魏元裕《跋张浚与虞允文书》全文

元代魏元裕《跋张浚与虞允文书》：“谨按，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虞允文以儒臣参谋军事，败金主亮于采石，荐立大功。三十二年（1162）正月，张浚起于废黜二十年之后，差判建康兼行宫留守。高宗视师江上，浚迎谒道左，风采隐然，军民以手加额，恃浚为重。时杨存中为江淮荆襄宣抚使。允文为副使，中外以存中失望。二月，改允文试兵部尚书，充川陕宣谕使，措置军马，与蜀将吴璘相见议事。当其起行，此张浚手书之所以作也。浚堂堂国老，不附和议，为秦桧所挤于外，至是年已六旬余矣。观其老笔槎枒，入帋若拙，而忠言谠论，不减年少。虞允文，字彬父，年已五十三，誓死报国，宣谕川陕，与张公道同气合，所以相勉者，蔼然见乎私书之间，后彬父之出使也，与王之望会于西县，与吴珙、李道会于襄阳，与吴璘会于河池，前后慱议经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东，郭振守淮西，赵樽次信阳，李道进新野，吴珙、王彦合军于商州，吴璘、姚仲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取河南，因河南之粮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馕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驿疏上闻。是知张浚之书不虚发于友契，而彬父之行岂轻诺于张公哉？二公忠义肝胆悬照今古，向非奸桧卖国，则韩、岳、张、刘之兵净天下如反掌，使乘舆还京，宗社按堵矣。呜呼痛哉！张、虞其忍言之。至顺辛未（1331）夏五月十又九日，临邛魏元裕书。”

         2、魏元裕跋文：以史为鉴，痛斥奸佞  

元代至顺年间（1331），临邛魏元裕得见张浚与虞允文书信，慨然题跋。跋文开篇即颂“二公忠义肝胆悬照今古”，盛赞张浚“老笔槎枒，忠言谠论不减年少”，虞允文“誓死报国，道同气合”。魏元裕更直指南宋积弊：“向非奸桧卖国，则韩、岳、张、刘之兵净天下如反掌”，将秦桧专权与南宋偏安归咎于奸佞误国。此跋不仅是对两位名臣的追思，更是对历史教训的沉痛总结——忠义之士的抱负，终因朝堂倾轧而付诸东流。  

二、元人眼中的张浚与虞允文书信的御敌精神传承

南宋绍兴末年（1161-1162），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社稷危如累卵。值此存亡之秋，两位砥柱中流的士大夫——复起抗金的名相张浚与采石大捷的英雄虞允文——通过书信往来，不仅共商御敌之策，更在字里行间凝结了“忠义肝胆”的士人精神和御敌精神。本文所谓“御敌精神”，指南宋士大夫在抗金战争中形成的以忠义为魂、以务实为行、以担当为要的精神体系，具体表现为张浚的忧国批判、虞允文的临危受命、魏元裕的史笔升华。七十年后，元代史家魏元裕（临邛人）得观张浚致虞允文书（即《彬父帖》）及相关文献，于至顺辛未（1331年）五月十九日慨然题跋。其跋文以“忠义肝胆悬照今古”定调，不仅是对张、虞二公的崇高礼赞，更深刻揭示了南宋御敌精神的核心内涵及其在元代的传承与反思。

       （一）张浚《彬父帖》：御敌精神的务实内核与士风忧思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张浚致书即将肩负川陕重任的虞允文（字彬父）。在《早上封示帖》或《彬父帖》中，张浚对虞允文“伟哉深切着明之论”大加赞赏，称其奏议“事机之可为，措置之可行”。这绝非泛泛之交的客套，而是基于虞允文采石之战以文臣之身力挽狂澜的卓绝功勋，对其务实御敌方略的高度认同。张浚的核心思想在于：

1、务实经略，克敌制胜：他高度肯定虞允文提出的战略构想（如联合吴璘、姚仲等将，取粮于敌，会师汴京），认为此策“兵力全而馕道省”，是扭转战局、恢复中原的务实可行之道。这体现了张浚作为军事统帅，对御敌方略“可行性”与“效率”的极致追求。

2、痛斥士风，忧国重才：在肯定虞允文的同时，张浚借题发挥，对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苟且偷安”风气进行了猛烈抨击。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正是这种风气导致国家危难之际缺乏真正“以国事为念”的栋梁之才。此批判直指南宋朝政积弊，凸显其“忠义”精神中“忧国忧民”、“疾恶如仇”的维度。

《彬父帖》因此超越了普通的书信往来，成为张浚在国难当头之际，对御敌精神中“务实”与“担当”内核的深刻阐述，以及对士风败坏这一致命弱点的沉痛警示。

      （二）虞允文：御敌精神的忠实践行与战略构想

虞允文不仅是张浚书信的接收者，更是其御敌思想最杰出的实践者。采石之战（1161年）中，他以一介文官，临危受命，激励溃军，指挥若定，以少胜多，大破金军主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直接粉碎了完颜亮渡江南侵的企图。此役是“忠义肝胆”精神在战场上的极致爆发，展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与“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毅。

而其向张浚呈报的川陕经略之策（即《彬父帖》中盛赞之论），则体现了其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该策以“因粮于敌”、“会师汴京”为核心，旨在整合南宋西线兵力，以最小消耗实现最大战略目标，是务实御敌精神的系统化、战略化表达。虞允文以行动和谋略，完美诠释了张浚所倡导的御敌精神——既有临危不惧的忠肝义胆，又有经略天下的务实智慧。

    （三）魏元裕跋文：元人视角下的精神定调与历史反思

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3），魏元裕得以亲睹张浚《彬父帖》及虞允文相关文书。其跋文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元代史家对南宋这段御敌历史及其精神遗产的权威解读与价值判断：

1、“忠义肝胆悬照今古”的精神定调：魏元裕开宗明义，以“忠义肝胆悬照今古”八字，对张浚、虞允文的精神品格进行了最高褒扬。这“忠义”二字，在元人眼中，不仅指对宋室的忠诚，更蕴含着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抵御外侮的浩然正气与家国情怀。此评价超越了具体朝代更迭，将张、虞二公的精神提升至具有永恒价值的历史高度。

2、对御敌精神传承的确认：跋文明确指出，张浚的书信“不虚发于友契”，虞允文的行动“岂轻诺于张公哉？”（意指虞允文对张浚的嘱托绝非轻率承诺）。这深刻揭示了张浚书信中的御敌思想与虞允文实际践行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魏元裕敏锐地捕捉到，正是这种基于共同信念（忠义）和务实精神的思想共鸣与行动呼应，构成了南宋御敌力量的核心。

3、沉痛的历史反思与“奸佞误国”的警示：魏元裕的跋文最具震撼力之处，在于其痛彻心扉的历史反思。他发出“呜呼痛哉！张、虞其忍言之”的悲叹，并直指要害：“向非奸桧卖国，则韩、岳、张、刘之兵净天下如反掌，使乘舆还京，宗社按堵矣。” 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元人（尤其是具有史家自觉的元人）对南宋历史的深刻认识：

        ——忠奸对立决定国运：他明确将张浚、虞允文（以及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等）代表的“忠义”力量，与秦桧代表的“奸佞”势力视为决定南宋国运的两大对立阵营。

        ——奸佞误国是历史悲剧根源：他认为，正是秦桧之流的卖国求和、陷害忠良，导致南宋丧失了收复中原、恢复河山的最佳时机，造成了“宗社按堵”（国家安定）愿景的破灭。这不仅是为张、虞二公鸣不平，更是对“奸臣当道，忠义受抑”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与沉痛控诉。

       ——“御敌精神”未能尽其用的遗憾：跋文字里行间充满对张、虞等忠臣良将所代表的御敌精神未能充分发挥、最终未能挽救南宋命运的巨大遗憾。这种遗憾，恰恰反衬出该精神的珍贵与伟大。

        三、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与永恒价值

魏元裕的跋文，是元代史家对南宋张浚、虞允文书信所承载的御敌精神的一次深刻“发现”与“定格”。他以其“元人”的视角，将这种精神精准概括为“忠义肝胆”，并揭示了其核心内涵：以家国为念的忠诚担当（忠义），以克敌制胜为目标的务实智慧（御敌），以及与奸佞势力不共戴天的斗争精神（肝胆）。

更重要的是，魏元裕通过其跋文，实现了这种御敌精神的跨时空传承：

1、文本传承：他使张浚《彬父帖》及虞允文事迹所蕴含的精神，通过其跋文这一载体，得以更广泛地流传后世。

2、价值传承：他以史家的权威，将“忠义肝胆”确立为评价南宋御敌英雄的最高标准，并深刻揭示了“忠奸斗争”这一影响国运兴衰的历史铁律，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3、情感共鸣：其“呜呼痛哉”的悲叹，跨越朝代界限，表达了后世对忠臣蒙冤、壮志未酬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奸佞误国的永恒愤慨，使这种精神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感染力。

因此，“元人眼中的忠义肝胆”，不仅是魏元裕对张浚、虞允文个人品格的赞誉，更是对南宋御敌精神核心价值的高度凝练与历史定位。张浚书信中的务实批判、虞允文战功中的忠勇担当、魏元裕史笔中的精神升华，共同凝练为‘忠义肝胆’的御敌精神内核，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坐标，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崇尚忠义、批判奸佞的精神谱系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其御敌精神的内核——忠诚、担当、务实、斗争——在魏元裕的跋文中得到了最深刻的诠释与最广泛的传承，至今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综上，张浚的书信、虞允文的战功、魏元裕的跋文，共同勾勒出南宋抗金精神的内核：以忠义为魂，以务实为行，以史为鉴。张浚“不附和议”的孤勇，虞允文“一战定乾坤”的担当，魏元裕“悬照今古”的史笔，穿越时空，警示后人：国之兴衰，系于人才之忠奸，系于士风之清浊。正如魏元裕所叹：“呜呼痛哉！张、虞其忍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