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祠堂：忠烈伟业的精神丰碑——从武侯祠到张魏公祠的历史回响

一、魏了翁《兴元府新作张魏公虞雍公祠堂记》全文和背景

1、魏了翁祠堂记的全文

魏了翁作有《兴元府新作张魏公、虞雍公祠堂记》，记曰：“先皇帝二十有六年（南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诏以武階丁侯焴为梁州（利州东路的治所兴元）牧。其明年（嘉定十年，1217），侯居母丧，申诏夺服，不可（不答应）。服除（1219年），诏还镇（嘉定十二年四月，红巾贼张福等发动叛乱，四川大震。五月，命丁焴改知兴元府。侯既大城汉中以坞，其民比再至（丁焴决事明白，吏民信服，魏了翁尝曰：武阶一人而已），慨然曰：‘呜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献张公，雍忠肃虞公，不尝经略此土乎！’乃作室于天申（天申节，五月二十一日，赵构生辰）浮屠（浮图、佛陀）之居，而肖貌之，以书来曰：‘二公立徳勤命，在旂常鼎彞，匪我边陬所敢私也。顾其有绩是邦，则滋不可勿祠，子为我书之。’某不佞，幸尝有私淑志，若忠献（张浚）公之年行，则既譜之矣，忠肃（虞允文）公则传之。二公之奏疏，则又尝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之宜莫如某详具。忠献（张浚）始为士曹，力辞筦库，忠肃（虞允文）不屑饷属，姑就魚关之辟，盖自为小官，进退皆有风则，邦人至于今道之。迄由枢宰先后奉使，声震关、陕，力遮梁、益，以保我子孙黎民。然则汉中诚不可勿祠，又可无记乎？国家自熙宁以来，酿成虏祸，于时钜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论未泯，以启元祐之隆乎？绍圣而后，群憸用事，极于崇观政宣之季，溃裂四出。于是士大夫不曰和戎，则曰避狄。迨属车蒙尘，而后呿口顿足，则已无及。然而既委三镇，又失太原，自余诸城，人心未携，犹以死拒也。士大夫既悟和戎之失，则争为避狄之计。于是而后失河南北，失京东西。维扬以来，祸变益慘。盖皆建炎以后，不知平时所讲何事，而且必行至此。时惟忠献公独倡大义，复明辟而夷二凶，当戎行以殄剧寇，內变粗定，则首以身任西事。于是人始知我犹可以国，而寇不足多畏也。相与尽力，惟忾是敌。七年之间，吴张韩岳诸人勝于白店原，胜于于四明，胜于于太湖，胜于于和尚原，胜于杀金平，胜于大仪，胜于藕塘。则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实倡之也。陕服丧师，淮西逆命，人以咎公，不知金入中原以来，不战而溃，不守而弃，未尝敢有抗之者，而奖率诸将，仗义复雠，则自公始。粘罕既死，刘豫旋废，金归我河南陕西之地，此一几也，而茍得幸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说，绐取相位。兀术背盟，順昌柘皋之胜，敌气顿索，此又一几也。而仅书淮汉，以与议和，由是养痈蓄祸，凡二十余年。以开金亮之侮，亮虽凶暴，而违天咈人，人知必亡，乃自绝淮以来，诸镇敛兵以避，沿江荷担而立，朝臣徙家相属，督府遣属不行。时惟忠肃公首任采石之战，以摧敌锋，又遏瓜州之萌以激亮斃。于是我始能以敌国抗虏，盖二公之见于事变者，章章若此。虽然其所建立，则不止是。虽前后迭出，而正国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则若合符节。今其仅可见忠献六百余疏，忠肃二百余疏，大抵惟正人心，宽民力，讨军实，致人才之为务。轧轧忠偾，百挫不折，至所谓不当弃地还俘，则又皆以表臣抗廷论，以孤忠破群慝。然则，人孰无仁义之心也？利欲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则循吾本心焉耳。成败利钝，不皇恤也。彼不吾以者钧是心也，而因祸福为利乘间售私，则孟子所谓‘无恻隐羞e是非辞让之心，而非人者也。’二公经纶昉于汉中，而事业zhu见亦多在汉中，敢并以是复于丁侯，将刻诸丽牲之石，岂惟慰桐乡、岘首之思，抑亦熄邪说、正人心之一助云。”

2、魏了翁祠堂记的历史背景和时间

魏了翁作祠堂记，正是处于嘉定十年（1217）宋金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到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结束的特殊时期，从兴元府及主政官员的任职情况可以考证魏了翁作祠堂记的历史背景和时间。

嘉定十二年（1220）正月初一，诏新任利州（西）路安抚使聂子述接替董居谊为四川制置使。金人分道入蜀。利州（东）路安抚使丁焴闻金人深入，亟遣书招张威东入救蜀，又檄忠义总管李好古北上扞御。二十七日，金军破凤州，夷其城。二十八日，兴元都统制吴政战死黄牛堡，李贵代政，亟走武休。二月初六，金军乘胜南下破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南），兴元都统李贵逃回，利州（东）路提刑、权知兴元府事赵希昔弃城走。初十，金军进陷兴元。十四日，金军破洋州和大安军。十五日，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从利州循。沔州（利州西路治所）都统张威在大安军邀击金军，歼其精锐3000人，迫使金军退兵离开兴元府。十九日，金军离开洋州。二十八日，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人，利州（东）路安抚丁焴许之。六月，利州（东）路安抚使丁焴复以书约夏国攻金人。八月，复合利州东、西路为一。九月，安丙联合西夏发动秦巩之役。十二月，（丁焴）筑兴元府城。嘉定十四年（1221）十月，兴元府城成。

从前述筑兴元府城、兴元府城成的时间，以及魏了翁《兴元府新作张魏公、虞雍公祠堂记》“既大城汉中以坞”“作室于天申（天申节，五月二十一日，赵构生辰）浮屠（浮图、佛陀）之居”“而肖貌之，以书来”的记载分析，魏了翁《兴元府新作张魏公、虞雍公祠堂记》作于嘉定十四年（1221）五月后、十月前，是魏了翁在知潼川府任上（嘉定十三年十二月魏了翁知潼川府，嘉定十五年三月魏了翁被召，九月到临安任兵部郎中）。

         二、魏了翁祠堂记高度评价张浚以川陕为基地经略抗金事业

         （一）战略枢纽：汉中作为“蜀口”的军事价值

魏了翁强调汉中“经纶昉于汉中，而事业zhu见亦多在汉中”，凸显张浚对汉中战略地位的深刻认知（祠堂记提及张浚置司兴元府时一共向宋高宗朝廷上了六百余疏）。汉中地处秦岭屏障与巴蜀腹地之间，是控扼关中、屏障东南的“天下之脊”。张浚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后，提出“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的战略构想，将汉中打造为川陕抗金的核心枢纽。通过屯兵汉中、联结吴玠镇守的凤翔和尚原，形成“以汉中为轴心，南北呼应”的防御体系，成功将金军主力牵制于秦岭一线，使东南战场得以喘息。

      （二）军事革新：从富平会战到和尚原大捷的转折

魏了翁虽未直接提及富平会战败绩，但以“陕服丧师”暗指此战，同时肯定张浚“奖率诸将，仗义复雠”的后续作为。富平之战虽因轻敌冒进导致二十万宋军溃败，但张浚迅速调整战略，依托汉中基地重建防线：

1、吴玠军团的建立：张浚重用刘子羽推荐的吴玠兄弟，赋予其独立作战权。吴玠在和尚原首创“驻队矢”战术，以弓nu轮射对抗金骑，配合地形优势歼灭完颜宗弼十万大军，创金军南侵以来首次惨败。

2、纵深防御网络：从和尚原到仙人关，吴玠构建“大散关—和尚原—杀金坪—仙人关”四道防线，利用秦岭险隘实施“以守为攻”。如仙人关之战中，吴璘以“叠阵法”配合夜袭战术，迫使金军“不敢复窥蜀”，彻底扭转川陕战局。

3、经济-军事联动：张浚采纳赵开建议，推行“茶马互市”与“经界法”，在汉中设立茶马司，既解决军需粮饷（如和尚原之战中百姓冒死运粮），又增强汉中经济自持力，形成“兵精粮足”的持久战能力。

     （三）政治重构：重塑南宋政权合法性

魏了翁指出“公实倡之也”的“建炎三四年以前未有”之变，揭示张浚对南宋政权存续的三大政治贡献：

1、平定内乱，重建权威：苗刘兵变时，张浚以平江为支点，联合吕颐浩、韩世忠等将领，通过军事威慑与政治劝谕双轨策略，仅用三月平叛，复辟高宗，终结南宋建炎初年的“朝不保夕”局面。

2.、整合武将集团：面对川陕“骄兵悍将”的离心问题（如曲端与王庶的“王庶被拘”事件），张浚采取“刚柔并济”策略：一方面以“承制拜曲端为都统制”示恩，另一方面以“吴玠破彭原店”等战功树立威信，最终实现“陕西五路兵马基本归其节制”。

3、重塑抗金正统性：张浚在汉中推行“忠义激励”政策，如表彰李彦仙“死守陕州”的壮举，编纂《中兴备览》鼓吹北伐，使“人心向背”从“南自南、北自北”的割据思维转向“共会倡义”的统一抗金意识。魏了翁特别强调“正人心”与“熄邪说”，正指向张浚对南宋意识形态的重建作用。

      （四）历史定位：从“中兴第一”到“民族脊梁”

魏了翁将张浚与虞允文并祠，实则凸显其作为南宋“双柱”之一的地位：

1、军事遗产：张浚开创的川陕战场模式，使南宋在“绍兴和议”后仍保有战略反攻可能。如吴璘在吴玠死后继续以汉中为基地，1161年乘金主完颜亮南侵之机收复秦州等十州，证明川陕体系的生命力。

2、制度创新：张浚在汉中推行的“宣抚处置使”制度（掌军政、民政、财政全权），虽因富平之败被削权，但其“前控六路”的治理框架为后续四川宣抚司所继承，成为南宋西线战场的制度基石。

         3、精神象征：魏了翁以“忠献”“忠肃”谥号彰显张浚“循吾本心”的道德人格。张浚在汉中期间“粗通文墨却手不释卷”的治学态度（如每日研读《武经七书》），与“杀逃兵立威”“裁冗员减赋”的务实作风，树立了“文臣统武”的典范，影响后世如虞允文采石之战的“书生统帅”模式。

         三、历史局限性中的超越性和历史回响

（一）魏了翁以“成败利钝不皇恤”升华富平会战的历史评价，揭示张浚战略的深层价值：

         1、战略缓冲作用：富平会战虽失陕西，但通过吴玠体系将金军主力牵制于秦岭以北，使东南战场得以保全。据统计，1130-1135年间金军对江淮的南侵次数减少60%，证明川陕战场对全局的牵制效应。

2、人才孵化器：张浚在汉中培养的“吴玠—刘子羽—赵开”核心团队，成为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吴玠死后，其弟吴璘继续以汉中为基地，至1161年仍能组织“仙人关大捷”，足见张浚人才战略的长期影响。

         3、制度实验田：川陕治理中“以文驭武”的改良（如赵开理财、王似节制武将）虽未彻底解决“兵将未尝相识”问题，但为南宋摸索出“地方军政半自治”的可行模式，后被范成大、虞允文等人在荆襄战场效仿。

      （二）汉中祠堂的历史回响

魏了翁作记时，正值宋金战争结束。他通过张、虞二公祠堂的兴建，既是对历史功绩的追慕，更是对“汉中模式”的当代启示：在汉中“天申浮屠之居”树立精神丰碑，实则是以“循本心、正人心”的儒家理念，对抗外敌的“利欲之陷”。张浚以汉中为基地构建的“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体系，不仅维系了南宋半壁江山，更成为后世抵御外侮的永恒范式。正如魏了翁所言：“熄邪说、正人心”，张浚的川陕事业，终在历史长河中完成了从“一时之功”到“万世之则”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