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与隆兴北伐：在战和漩涡中的宦海沉浮（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乾道二年二月）

一、绍兴三十二年：从史浩举荐到枢密院任职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九月，陆游因右相兼枢密使史浩的举荐，出任枢密院编修官。史浩作为太上皇赵构的亲信，其政治倾向以“审时度势、力保东南”为内核，主张通过外交斡旋巩固南宋既有疆域。陆游初入中枢，正值宋孝宗登基之际，其“为岳飞平反”的政治姿态与“恢复中原”的雄心，为陆游提供了参与军国大事的契机。史浩参与军事决策之前对陆游的提携，实为平衡主战派势力的重要举措。

        二、隆兴元年：建康与镇江的军事实践

        三月，金世宗以“索地”为由向南宋施压，陆游被外放为建康府通判。此时，张浚受宋孝宗重托，以都督江淮军马身份在建康设立行辕，陆游旋即被纳入其幕府，参与军需调度与文书拟制。张浚的军事部署呈现防止金军秋季进攻的“以战止战”战略前置特征，一方面按照太上皇、宋孝宗的决策，往前线都督八万兵力（号称二十万），分李显忠、邵宏渊两路北进；另一方面通过“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孝宗请命，既是保密也是试图绕开史浩等太上皇派系对决策的掣肘。陆游在建康期间亲见张浚“以战止战”策略的推行，其《入蜀记》中“金人虽强，其势可撼”的记载，或即此阶段观察的体现。

        四月，陆游到任建康通判，旋即协助张浚处理淮北战事。此时金军统帅纥石烈志宁以“以战迫和”策略，在灵璧、虹县等地与宋军对峙。陆游参与起草的《都督府致金书》中，明确提出“金宋当改称叔侄，岁币更名”，这一外交辞令后被直接纳入隆兴和议条款，显示主战将帅早期对宋金关系的深刻思考。

    五月，战局急转直下：初二日，陆游调任镇江府通判（西府掾出佐京口），十五日史浩罢相，二十四日符离兵败。此间陆游亲历两件关键事件：其一，李显忠与邵宏渊的将帅失和，邵氏“耻居李下”的傲慢与“按兵不动”的消极，被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暗讽为“淮西兵变之余毒”；其二，张浚无权调和矛盾，导致“军令不一”的致命缺陷。

        三、隆兴元年夏秋：和战反复与政治博弈

五月下旬，知道事情原委和曲折的陆游乞辞，归里，实则避居山阴远离观察政局。

七月，太上皇以“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为策略，启用汤思退为右相筹备和议。。

         八月，金世宗以“索地”为由向南宋施压议和。此时宋廷陷入“战和两难”：孝宗欲“以战止战”，太上皇则通过汤思退、钱端礼、王之望施压；张浚并不退缩，劝导宋孝宗“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钱端礼（陆游表亲）此时已开始搜集张浚“冒进误国”的弹劾材料。十二月，汤思退升左相，张浚复任右相，但实际军权已被钱端礼等太上皇派系架空。陆游在《上殿札子》中直言：“今日之患，不在金人而在国中”，矛头直指朝堂内耗。

四、隆兴二年至乾道元年：政治清算与仕途沉浮

        二月，陆游复出任镇江通判，此时孝宗已决意和谈，但金方索要“海、泗、唐、邓、商、秦六州”。陆游在《镇江府到任谢表》中仍坚持“守江必守淮”的防御理念，与钱端礼“弃两淮守长江”的主张形成对立。三月太上皇“以国事自任”推动和议，张浚还在视师两淮，四月回到平江（今苏州）的张浚罢相，钱端礼借机诋毁其“丧师辱国”。

八月，张浚病逝。不久，宋金隆兴和议完成，是张浚通过以战止战帮助太上皇赵构实现了宋孝宗二代的顺利接班。

乾道元年（1165年）三月，陆游调任隆兴府（今南昌）通判，被排挤出抗金势力圈。七月到任后，陆游发现“府库空虚、军备废弛”，其《隆兴府到任谢表》中“民力凋敝、士气不振”的描述，揭示南宋军事体系已陷入系统性溃败。

        五、乾道二年：罢官与历史回响

        二月，陆游因“越职言事”罢官归乡，此时距隆兴和议生效仅三月。其罢官原因主要是绍兴三十二年反对任用杨存中，力说张浚用兵，而此前，钱端礼已因外戚的原因被罢官。

        结语：在战和夹缝中的士人镜像

陆游隆兴年间仕途，恰是南宋政治生态的缩影：他既受钱端礼、史浩举荐而仕途跃升，又因张浚重用而参与军事。其经历折射出三个核心矛盾：  

1、皇权分裂：太上皇赵构通过史浩、汤思退、钱端礼维持对军事决策的隐性控制，与孝宗重用张浚行“恢复”意志形成对抗；  

2、战略困境：张浚“以战止战”的军事决策十分合理，但受阻于朝廷的人事任免、均需供应等受到掣肘；  

3、士人命运：陆游满怀恢复理想，既无法认同史浩、钱端礼的萎缩、妥协，又无力改变宋孝宗、张浚的手脚被困，只是成为政治博弈的知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