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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隆兴北伐期间陆游任职轨迹———兼陆游与张浚的互动

(2025-07-03 10:51:15)
标签:

军事

历史

文化

分类: 张浚考证

孝宗隆兴北伐期间陆游任职轨迹

——兼陆游与张浚的互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乾道元年(1165年),南宋政局因宋孝宗赵昚即位与宋金战事起伏而剧烈动荡。陆游作为主战士人,其仕途轨迹一直模糊不清。陆游与张浚有军事生涯的紧密交织和互动,反映了宋金和战演进的逻辑,更折射出皇权博弈的复杂性。

一、绍兴末年:陆游初入枢廷张浚台柱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赵构因为对张浚、赵鼎、李光、岳飞、宇文虚中等失德、失信、失威而禅位,孝宗赵昚登基。

登基后的孝宗虽有意恢复中原,但受太上皇赵构牵制,南宋抗金台柱的张浚实权受限。此时朝中主和派仍占据隐性优势,史浩以右相兼枢密使身份成为调和派核心。但面对金国的军事压力,新帝急需军事人才,因太上皇赵构对主战派领袖张浚始终存有猜忌。在此背景下,张浚仅被授予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军马,位列宰执第三(仅次于左相陈康伯、右相史浩),实权受限。而陆游因右相史浩(兼枢密使)的荐举,得以入职枢密院担任编修官。这一任命看似平调,实则将陆游置于主战张浚与主和史浩之间的微妙政治漩涡中。史浩作为太上皇保守势力的调和派,其举荐既为陆游提供仕途起点,亦暗含牵制张浚势力的意图。

太上皇赵构对张浚的戒备(“不忠”疑虑)直接影响了宋孝宗的政治布局,史浩任右相兼枢密使,宋孝宗未能移跸建康前线,外戚钱端礼以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参与财政调度,预示隆兴北伐的先天不足。右相兼枢密使史浩作为孝宗老师,于1162年8月推荐陆游任枢密院编修官,跻身军事决策中枢,既为平衡主战派,亦为制衡张浚。陆游在《入蜀记》中自述:“平生最喜论兵事”,其任职恰逢孝宗“欲乘时恢复”的短暂窗口期。   

陆游在此期间上疏建议“整饬吏治军纪、固守江淮、徐图中原”,试图为北伐奠定基础。

    二、隆兴元年:陆游通判建康与张浚督师

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国遣使索淮南地,宋廷爆发和战之争。孝宗采纳张浚"以战复辟"之策,命其督师江淮用兵。此前,孝宗沉迷宫中享乐,未予重视,陆游遂将言论告知大臣张焘,引发孝宗不满,被外放为建康府通判(陆游文字所载的西府,而不是镇江府通判)。陆游外放张浚都督府所在的建康,表面看似贬谪,实则接近张浚的军事核心。期间,张浚以世交长辈之谊(其为陆游之父陆宰为故交)授陆游兵书,邀其从军,但陆游婉拒,称“非武人,恐误军机”,此举既显陆游对朝局清醒认知和其文人的局限,亦暗含张浚势单力薄、主战受掣肘。

四月,张浚经宋孝宗同意,绕开枢密院,直接实施窗口期迅速出战的战略。张浚深知南宋实际兵力仅13万,战力已今非昔比,但仍主张“以战止战”,命其督师江淮,李显忠、邵宏渊率军收复灵壁、虹县。期间,陆游赞同北伐,却顾虑“将士久安于富饷,遇敌先溃”而主“勿轻率出兵。”五月,符离之役宋军失利。不久,张浚被罢为江淮宣抚使,幕府解散。幕府人员星散,陆游避居山阴。此间太上皇力主和议,宋孝宗被迫让步。

八月,金国再次遣使索淮南地,宋廷爆发和战之争再起。十月,经张浚入朝苦谏,宋孝宗扭转太上皇遣使主和意见,复采取强硬对策。十二月,主和的汤思退拜左相兼枢密使,张浚拜右相兼枢密使,南宋朝廷借主战派威慑金国、实则促成和议的策略。陆游随即被起为镇江府通判,这一任命恰处张浚二次组阁期间,暗示孝宗仍需借助张浚名望稳定局面,而陆游再次成为连接主战派中枢与地方军政的纽带。

三、隆兴二年:陆游通判镇江张浚再相

隆兴二年春,陆游赴镇江任上,正值张浚推行“屯田江淮”以战逼和之际,陆游任内推动“义兵制”改革,并上疏建议迁都建康以“示收复之志”。然太上皇赵构决定与金和议而逐步收回战时权限,张浚的“以战促和”策略终被主和派利用。四月,在和议意志主导下,海州魏胜军败,张浚幕府再度被撤,宋金加速议和,主战派核心领袖张浚的政治生命随和议达成而终结,张浚辞相,再致仕。  

八月,张浚病逝。在主战派流血牺牲中,宋孝宗二代顺利完成接班。随后,宋金隆兴和议签订,赵构通过“用张浚以战止战”实现孝宗政权合法性,实则通过史浩、汤思退等主和派牵制张浚,最终以“叔侄称谓”替代“君臣之礼”,既保全孝宗威信,又避免彻底主战。  

        四、乾道元年:陆游罢官退场与思想转型  

乾道元年(1165),陆游改任隆兴府通判。同年,陆游以“结交谏官、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被弹劾罢官。  

        张浚作为主战派旗帜,其战略选择直接影响陆游的仕途。陆游的四次职务变动(枢密院编修官—建康通判—镇江通判—隆兴通判)与张浚的政治起伏高度同步:绍兴末年张浚受限时,陆游初入中枢但迅速被外放;隆兴元年张浚复出,陆游随之起用又因战败避祸;张浚临终前再掌相位,陆游短暂复职;张浚死后,陆游因主战言论被清算。    期间,陆游谢绝参幕、多次外放,既因洞察张浚受皇权与主和派双重制约,也因其自身洞悉皇权博弈下的士人困境:用兵只是和谈筹码,太上皇为巩固宋孝宗的统治而以主战派流血为代价来换取和议的合法性。

张浚逝世后,陆游多次、多场合悼念、怀念张浚,体现出陆游的爱国理想不灭和思想转型。陆游对张浚的离世深感痛惜,其情感凝结于诗句“张公遂如此,海内共悲辛”中,既为张浚抗金未竟的壮志未酬而悲愤,亦为南宋朝廷排斥主战派、妥协求和的局势扼腕。张浚作为陆游抗金理想的象征,其悲剧性结局折射出陆游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忧思:他既痛惜张浚“崖州万里窜酷吏”的遭遇,亦哀叹“皇天夺老臣”的苍天不公,更借“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诘问,将个人对张浚的悼念升华为对南宋抗金气节的坚守。这种痛惜交织着对战友的悲悯、对时局的失望,以及自身“书生穷死胜侯封”的孤愤。

 

结论

陆游隆兴北伐时期的仕途轨迹,是南宋和战演进、孝宗平衡主战主和势力、张浚潮起潮落的缩影。从枢密院编修到前线地方通判的流转,既体现孝宗试图平衡皇权与相权的努力,亦暴露高宗退而不休的政治惯性。当张浚以军事姿态完成"禅代维稳"的历史使命后,陆游的罢官恰象征主战理想在宋金和议大潮中的必然退场。这种任职时间逻辑,深刻揭示了南宋初期和战政策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与士人命运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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