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于张浚的杨万里、陆游对韩侂胄专权的差异化回应

从南宋政治生态的演变和士大夫角度来看，韩侂胄执政前后两个时期是两个不同主要矛盾的阶段。早期的外戚干政时期（1194-1201）的主要矛盾是大多士大夫群体反对韩侂胄违背祖宗之法，后期的韩侂胄对外战争时期（1202-1207）的主要矛盾是不少士大夫群体支持、参与复国理想。这两个阶段的矛盾性质差异，直接导致了杨万里反对韩侂胄与陆游支持北伐的合理性分化。杨万里直接师承南宋名相张浚，张浚是杨万里的精神导师、仕途佰乐，深得张浚正气之传。陆游是张浚的世交子，曾是张浚隆兴北伐时的同僚、助手，迫切希望看到实现张浚的恢复遗愿。

一、张浚“庙胜之道”和韩侂胄的权臣身份

张浚作为南宋主战派领袖，要求宋高宗、宋孝宗坚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为政治理念和纲领，明确反对外戚、宦官、近习参政，坚持宋代“祖宗之法”，以“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为逻辑链条，强调通过整顿吏治、革除宿弊来实现国家中兴‌。这一思想源于北宋“祖宗之法”传统，并融合了理学对“天理”与“人欲”的辩证思考，主张以道德伦理重构政治秩序。

1、韩侂胄外戚身份与权力突破  

韩侂胄出身北宋名相韩琦家族。韩侂胄之父娶宋高宗吴皇后之妹，韩侂胄是吴皇后的外甥，韩侂胄再娶吴皇后的侄女为妻（韩侂胄是赵扩妻韩氏的叔父），属于外戚。他通过拥立宋宁宗的“绍熙内禅”政变（1194）进入权力核心，并借“定策之功”逐步架空赵汝愚等宗室势力，最终以“平章军国事”头衔凌驾于左右丞相之上，成为南宋历史上权力最集中的权臣。韩侂胄的权力来源和身份确实涉及对“祖宗之法”的突破，以外戚身份长期掌控军政，且通过操控台谏系统排除异己（如庆元dang禁），实际上打破了这一传统约束和张浚“庙胜之道”治国理念。

2、宋孝宗朝再次限制外戚参政

宋孝宗乾道年间，周必大、金安节、范成大、张栻强力反对近习（曾觌、龙大渊）、外戚（张说）参政。张栻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栻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南宋前朝70年朝政是张浚提请宋高宗、宋孝宗遵守“庙胜之道”、坚守“禁止外戚近习干政”理念和张浚、周必大、张栻践行的“庙胜之道”理论得以执行的70年。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禅位于太子赵惇（即宋光宗）。九月，被召的杨万里入京，上三札，要求宋光宗爱护人才、疏远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四日亲君子，五日奖直言。”

3、韩侂胄政治手段与合法性争议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七月，宗室大臣的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外戚的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登基，是为宋宁宗。

宋朝通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严格限制外戚、宦官权力。本以为凭借翼戴之功，韩侂胄以为可晋升节度使，但赵汝愚却认为“外戚不可言功”，韩侂胄只升一级成为观察使、枢密都承旨。八月，赵汝愚升任右相，这使得韩侂胄对赵汝愚强烈不满。十月，在韩侂胄的授意下，言官弹劾朱熹，不久朱熹被免去侍讲之职。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二月，韩侂胄以“同姓居相位必不利于社稷”为由要求罢黜赵汝愚的右丞相，韩侂胄引荐李沐为右正言，李沐又以同姓宗室身居相位不利社稷弹劾，赵汝愚遭贬罢相出知福州。庆元二年（1196）六月，韩侂胄升任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七月，韩侂胄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朱熹、彭龟年、黄度、李祥、杨简、吕祖俭、徐谊等人因攻击韩侂胄而被罢。十月，朝廷把道学定为“伪学”。庆元三年（1197）二月，慈福有旨，以别园赐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这年冬，宋宁宗下诏置“伪学逆dang籍”，入籍者五十九人，将赵汝愚、留正、朱熹、周必大、彭龟年、徐谊、杨宏中等五十九人列名籍上，其中以赵、留、周三人为罪首。

韩侂胄通过打压理学派（庆元dang禁）巩固权力，其统治手段被后世视为“权谋”而非“合法继承”。《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认为其“冒定策功”以谋私利。

二、早期的外戚执政时期：制度性矛盾与杨万里之反

        韩侂胄作为吴太后外戚，通过"绍熙内禅"政变掌握枢密院与台谏系统，其权力结构呈现三大越轨特征：1、军事垄断：以"带御器械"身份掌控禁军，打破"枢密院不得预政"的旧制。2、人事操控：通过庆元dang禁将59名反对者列入黑名单，使台谏系统沦为私人工具。3、经济渗透：挪用20万贯家财充作军费，突破"宦官不得预财用"的禁令。

这种权力集中直接威胁皇权稳定性，杨万里在《送彭元忠县丞》中痛陈：“外戚柄政，譬如虎生翼”，其反对本质是对制度底线的维护。

        韩侂胄为巩固权力采取双重策略：1、文化清洗：将朱熹理学定为"伪学"，实则打击赵汝愚宗室集团与士大夫议政传统。2、利益交换：启用主和派官员担任地方要职，导致“朝中无真宰相，边关无实将军”。杨万里在《上宁宗皇帝札子》中尖锐指出："今之所谓台谏，皆陛下鹰犬；所谓宰相，皆陛下爪牙"，这种制度性腐败使主战派失去政治基础。

杨万里坚持原则以气节对抗权臣，体现端人正士的刚烈坚守，以“官可弃，记不可作”的决绝，成为张浚政治理念的典范。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五月、七月，两次召杨万里赴京，杨万里辞谢不往。庆元二年（1196）十月，朝廷把道学定为“伪学”。杨万里拒绝对应韩侂胄的“庆元dang禁”（禁锢理学士人），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并因此忧愤成疾，临终前仍以“报国无路”自责。

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二月，诏修《高宗正史》、《宝训》。五月，朝廷诏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陆游入京，陆游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按陆游到京城临安任职前已作《南园记》的时间（该记中有：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应是嘉泰二年（1202初前后，韩侂胄为拉拢名士，以高官厚禄诱杨万里撰写《南园记》，杨万里作为理学派友人，因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党禁和南园邀功行为，明确拒绝为其新建的南园撰写记文，以实际行动保持独立。史载：“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作可。’侂胄恚，改命他人。”杨万里认为为外戚权相作记等同于“文以人重”的背叛。杨万里通过辞官归隐、著书立说（如《易外传》），以“天地为衾枕”的文人风骨守护士大夫气节，践行张浚“正心正朝廷”的道德底线。

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宋宁宗又召杨万里赴京，再次推辞。杨万里反对重用来路不正的外戚权臣韩侂胄激进北伐，认为南宋需先整顿内政，其诗文中多次批判权臣误国。开禧二年（1206）五月，杨万里去世。

           三、后期的对外战争时期：时代诉求与陆游之应

执政早期的韩侂胄利用“庆元dang禁”驱逐政敌、排除异己，达到了乾纲独断的政治目标，但同时招致了大量的非议和抨击。

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二月，韩侂胄面对上下人心尽失的局面，急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准备北伐。韩侂胄为团结士大夫，指示侍御史林采等人上书说道学士大夫已“人之趋向，一归于正。”韩侂胄接受张孝伯、陈景思等人之言，决定弛“伪学逆dang”之禁。宋宁宗下诏弛伪学、伪dang之禁，追复赵汝愚资政殿学士，朱熹焕章阁待制，对于在世者，复官自便。同月，诏修《高宗正史》、《宝训》。期间，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陆游应韩侂胄之请求，为其撰《南园记》。五月，朝廷诏陆游入京，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一职，史馆修撰《孝宗实录》和《光宗实录》。不久，陆游兼秘书监。十二月，太傅韩侂胄加太师、封平原郡王。这年，韩侂胄生日，陆游作有《韩太傅生日》。

嘉泰三年（1203）四月，国史编撰完成，宁宗升陆游为宝章阁待制，陆游遂以此致仕。这月，陆游作《阅古泉记》。五月，陆游回到山阴。

嘉泰四年（1204）四月，韩侂胄下令在镇江府为韩世忠立庙。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至此，韩侂胄统治兼具权谋主义（庆元dang禁、打压异己、弛伪学伪dang之禁）与民族主义（追封岳飞、北伐）双重特征。

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开禧二年四月，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五月，南宋军队突然发起对金国的全面进攻。陆游闻讯，欣喜若狂。宋军先后收复泗州、华州等地。韩侂胄用人失察，吴曦等里通金朝，按兵不动，图谋割据。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不久，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韩侂胄开禧北伐的发动具有三重历史正当性：1、道义合法性：追封岳飞为鄂王、改秦桧谥号"缪丑"，完成正义价值重建。2、战略机遇：金国内乱（蒙古崛起）与南宋军力局部恢复（四川吴氏军、江淮水师）形成窗口期。3、民意基础：辛弃疾、陆游等主战派复出，民间"王师北定"呼声高涨。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杨皇后与史弥远发动zheng变，诛杀韩侂胄，遣使携其头往金国，订下“嘉定和议”，北伐宣告彻底失败。陆游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悲痛万分。韩侂胄的失败（北伐惨败、本人被刺杀）印证了依赖权谋而忽视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北伐溃败暴露南宋深层积弊：1、人才断层：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后继无人，统帅丘崈、吴曦竟成叛徒。2、经济崩溃：为支付300万两岁币，史弥远推行"会子不兑现"政策，导致通胀率高达300%。3、政治背叛：主和派与金国秘密接触，使军事行动沦为“孤军深入。”

陆游面对北伐理想，选择向韩侂胄作政治现实妥协，犹如吴猎、宇文绍节、辛弃疾一样赞同并参与其中，无可厚非。这是陆游时代困境下的两难选择：1、北伐情结：其《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直抒恢复志向，嘉泰年间韩侂胄笼络士大夫，陆游虽知其“轻敌冒进”，仍为其撰写《南园记》、《阅古泉记》，称“韩献子（韩琦）孙方谈笑整乾坤。”2、策略性合作：支持韩侂胄追封岳飞、启用主战派，试图以“借势”推动北伐，但反对其“未二十年不可北伐”的冒进策略，主张“更须二十年”的长期准备，但私下仍希望北伐成功以实现“王师北定中原”的理想。3、历史争议：陆游因与韩侂胄合作，被指责“攀附权奸”，但其《十事疏》仍坚持“节财用、薄赋敛”的民生底线，试图在庙胜框架内修正韩侂胄的偏差。朱熹曾批评陆游“迹太近”韩侂胄，恐其晚节不保，但陆游未因权臣争议改变爱国立场。

嘉定二年（1209）秋，陆游忧愤成疾，入冬后，病情日重，遂卧床不起。十二月，陆游去世，留绝笔《示儿》。晚年的陆游舐犊情深，心忧天下。

四、合理性分野的深层逻辑

       外戚韩侂胄执政的早期（1194-1201），其主要矛盾是制度性腐败与皇权危机，杨万里反对韩侂胄维护的是"祖宗之法"的宪政框架。  

在此阶段，杨万里坚守“正心”底线，以道德自觉对抗权谋，符合张浚“端人正士”理想，但导致其“卧家十五年”的政治边缘化。杨万里代表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坚守，以辞官和诗文批判保持独立。杨万里反对具有三重文化自觉：1、制度守护：坚持“台谏当出公论”的监察传统。2、道德自律：拒绝为韩侂胄撰写《南园记》时强调“文以人重。”3、政治清醒：预见“庆元dang禁”将导致“士风萎靡。”  

韩侂胄对外战争时期（1202-1207），其主要矛盾转化为民族存续与主和势力对抗，陆游支持北伐捍卫的是"华夷之辨"的文化认同。  

在此阶段，陆游在抗金大义与权臣依附间摇摆，其选择折射出南宋主战派的内在矛盾——既要“力为之”的激进用兵，又需“仁德推行”的长期积累。陆游体现理想主义者的矛盾，在支持北伐与批评权臣间寻求平衡。陆游支持北伐体现双重精神维度：1、战略乐观：在《平戎策》中提出"先取陇右，再定关中"的可行性路径。2、民族气节：即便北伐失败，仍坚持"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文人风骨。  

         杨万里和陆游的选择和差异化回应，折射出士大夫的两种担当——前者是制度守夜人，后者是精神火炬手，二者共同构成南宋政治文化的完整光谱；揭示了南宋政治生态的撕裂——杨万里代表“道统”的纯粹性，陆游象征“家国情怀”与“现实政治”的撕裂。

结语  

南宋政治史的本质是制度困境与民族危机的交织。杨万里反对韩侂胄的合理性，在于其捍卫了"与士大夫共治"的宪政传统；陆游支持北伐的合理性，在于其承载了“恢复中原”的民族精神。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实则是不同历史阶段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共同勾勒出南宋士大夫在制度底线与民族大义之间的艰难抉择。正如钱穆所言："南宋无全人，然其文化精神未绝"，这种精神分裂恰恰是理解南宋政治的关键密码。

附：陆游因思念张浚、张栻及其在蜀时的友人宇文卷臣（张浚、张栻的姻亲）而无视规则被与张浚、张栻亲善的赵汝愚弹劾的经过。

淳熙七年（1180）二月，张栻逝世于湖北江陵。这年春，张栻入葬湖南宁乡。赶来的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陆游途中作《大雨中作》：“北风撼山势岌岌，老夫倚杖檐前立。贪看白雨掠地风，飘洒不知衣尽湿。（张栻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当年入朝甫三十（隆兴元年十月，1163年，张栻入朝奏事），十丈胡尘叩江急。属闻（恰逢听到）蜡弹（古代传递机密信息的重要方式，隆兴元年二月，1163年，陆游作有《蜡弹省札（癸未二月，二府请至都堂撰）》）遣檄书，亟坏（急迫）布裳缝裤褶。即今白发不可数，破屋颓垣窘风雨。汝生汝死问者谁，人虽不问心自悲。”张栻入葬湖南宁乡，陆游作《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诗悼念张栻，诗曰：“青衫初入九重城（指隆兴元年，张栻入其父张浚置司于建康的幕府），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时易失，志难城，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陆游表达了对张栻的一种深沉的爱国之情、未竟的报国之志。知潭州辛弃疾作《送湖南部曲》以悼念，诗曰：“青衫（也指张栻）匹马万人唿，幕府当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于菟。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同时，陆游还作《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诗怀念张浚，诗曰：“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指建炎三年七月，张浚自建康赴兴元开辟新战场）。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拜访张浚祠堂，作有《题张魏公祠堂（五首）》，其一：“云台不见中兴将，谁与中原澡雪仇？欲写褒忠碑，苍苔满壁苔花秋。”其二：“孤忠耿耿贯穹苍，自古英雄忌讳藏。岂为文章叹寂寞，庙堂谁复论兴亡！”其三：“背水空持十万兵，西来形势久难行。小舟夜渡瓜洲渡，犹记当年骂坐声。”其四：“雨急钟残梦未醒，小窗风雨泣山灵。平生不作皱眉事，独有孤忠一片心。”其五：“拜公遗像识形容，叹息人间万事空。千载风云一丘垄，死生贵贱本同梦。中原北望气如山，九死何忧复一官？未报山陵国士知，至今过者有余悲！”此为《剑南诗稿》（卷三十四）收录的组诗，每首七言绝句，共五首。诗题下陆游自注:“张浚谥忠献，魏公其爵也。”陆游《题张魏公祠堂（五首）》的其五，提及到：“千载风云一丘垄”，表明张浚墓与张浚祠堂在一起，当在张浚葬地的湖南宁乡。陆游表达了对张浚的一种深沉的爱国之情、未竟的报国之志的怀念。时张栻从弟张枃、表兄宇文绍奕同在，辛弃疾得以与陆游、张枃相识。陆游作别宇文绍奕（与陆游在四川时有深交），作有《好事近（次宇文卷臣韵·十二之三） 》：“客路苦思归，愁似茧丝千绪。梦里镜湖烟雨，看山无重数。尊前消尽少年狂，慵zhu送春语。花落燕飞庭户，叹年光如许。”十月，陆游得旨，被命诣临安行在。辛弃疾以“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被弹劾。辛弃疾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十一月，陆游接到诏书入京面对。十二月，行至严州的陆游接召“许免入奏，仍除外官。”陆游归家山阴。

淳熙八年（1181）三月，陆游任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同月，因给事中赵汝愚论陆游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屡遭物议，陆游被罢，回山阴。赵汝愚论陆游的原因当是：“未经允许，不按规则擅自到湖南面见辛弃疾，参加张栻入葬仪式。”与张浚、张栻亲善的赵汝愚弹劾陆游是为避免引起朝廷和小人对张栻归葬湖南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