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为迎回母亲而议和：孝道与政治的复杂博弈

南宋立国以来，宋高宗赵构以战止战促和迎金国人质母亲韦氏以小私卖国，与张浚、岳飞以战北伐收复失土以大忠爱国，这是南宋初年内政、军事、外交的主要矛盾。

绍兴七年（1137）正月，南宋阁门祗候充问安使何藓、都督行府帐前准备差使范宁出使金国返回，报宋徽宗及宁德皇后郑氏相继去世，宋高宗号恸擗踊，哀不自胜，即日授秦桧枢密使，恩数视宰臣。秦桧成为了专任枢密使在宋高宗身边主导决策淮西军整编，宋高宗意在用秦桧制约独任丞相张浚，实施出卖国土议和以迎回其金国人质的母亲韦氏。张浚奏:“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涂炭，愿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月底，张浚闻宋高宗又欲议和，即入见宋高宗，请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北向复仇，宋高宗默然不答。宋高宗在北复中原的大德面前，不惜为迎回其母亲韦氏，以小孝用秦桧，以张浚靠边、再罢赵鼎，到杀岳飞，

一、宋高宗的“孝道”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宋高宗赵构在靖康之变后建立南宋，其统治始终笼罩在合法性危机中。金军攻破开封时，其父徽宗、兄钦宗被掳，母亲韦氏沦为金国“洗衣院”奴婢，甚至被迫为金贵族完颜宗贤生下两子。这种家族悲剧与政权颠覆的双重打击，使赵构对“孝道”的执念异化为政治工具。他通过迎回徽宗灵柩、韦氏及发妻邢秉懿的棺椁，试图以“尽孝”转移朝野对议和屈辱的批评，重塑“仁孝天子”形象以巩固统治。

    二、张浚的军事主张与宋高宗的现实考量

    张浚作为主战派核心，曾力谏宋高宗“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主张以武力收复失地并迎回人质。其逻辑链条清晰：“祖宗地不可与”，军事胜利可迫使金国归还徽钦二帝及宗室，同时削弱武将权力以消除皇位威胁。但宋高宗的决策逻辑截然不同：

    1、皇位安全优先：忧心权臣不忠。岳飞北伐节节胜利时，宋高宗已预判若收复汴京，钦宗南归将直接动摇其帝位合法性。他甚至对大臣坦言：“朕与皇太后、宁德皇后皆不能北面事人”。

2、经济与军事困境：南宋在1130-1140年间连年征战，军费占财政支出70%以上，民生凋敝至“饿殍枕藉，道路无人”。金国虽在军事上占优，但完颜宗弼（金兀术）已意识到“南朝不可灭”。

3、外交策略选择：秦桧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方案，既可切断金国内部汉人支持，又避免直接对抗。宋高宗更倾向通过岁贡（占南宋年财政收入5-10%）换取二十年和平，以发展江南经济。

三、议和进程中的权力博弈

1、宋高宗的权谋：违背诺言复用秦桧，边缘张浚，罢去赵鼎，用秦桧杀岳飞，强调“迎母”的孝道责任，甚至以“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其未也，虽有誓约，徒为虚文”为条件，迫使金国接受和议。这一策略既为称臣纳贡的屈辱条款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又强化了其作为“孝子”的统治形象，转移了国内对“称臣”的批评。

2、秦桧的无原则：作为曾被金国俘虏的“变节者”，秦桧深谙金国虚实。秦桧不惜违背“祖宗地不可与”的原则，认同宋高宗割地称臣换取和平，推动“称臣”条款时，刻意将“伯父之国”虚化为名义尊称，实际维持平等外交礼仪。秦桧还铲除主战群臣确保和议执行，更以“莫须有”罪名除掉岳飞、韩世忠，彻底消除主战派军事威胁。

3、韦氏南归的政治操作：1142年韦氏归国时，宋高宗以“最高规格”迎接，但刻意隐瞒其金国子嗣事实。这种“选择性孝道”既满足民间情感需求，又避免暴露政权合法性漏洞。

四、议和的双重历史影响

1、短期成效：迎回徽宗灵柩、韦氏及邢皇后遗骸，完成“孝道”象征意义。江南经济在20年间增长40%，临安人口突破百万，文化繁荣达到南宋顶峰。

2、长期代价：

——政治地位沦落：首次出现中原政权向北方少数民族称臣，导致“华夷之辨”理论危机。

——军事战略被动：放弃淮河至大散关防线，战略纵深缩短300公里，为后世“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埋下伏笔。

——民族矛盾激化：岁贡虽减轻短期负担，但“岁币外交”模式使南宋在1161年海陵王南征、1206年开禧北伐中始终处于被动。

五、历史评价的再审视

宋高宗为迎回母亲而议和，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南宋初年“孝道与政治的复杂博弈”的艰难抉择。传统史观多将绍兴和议视为“卖国条约”，但近年研究认为是“生存权与尊严权”的艰难抉择，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1、知真相者：宋高宗的权谋虽成功迎回母亲，但也导致南宋丧失战略主动权，成为南宋“积弱”国策的起点：

——民族屈辱：称臣纳贡使南宋沦为金朝藩属，岁币支出占南宋财政近三成；

——皇权异化：以“迎母”为名压制主战派，埋下“文官误国”的隐患；

——道德悖论：用“孝道”掩盖“卖国”，引发后世对“忠孝两难全”的争议。

2、被蒙蔽者：宋高宗的权谋及放弃难得的北伐有利时机的媾和策略具现实合理性。

——经济理性：南宋通过和议节省军费约1.2亿贯，使岁入从1.5亿贯增至3亿贯，为理学发展、宋词繁荣提供物质基础。

——文化延续：临安成为当时世界最大港口，海外贸易额占全国80%，维系了华夏文明火种。

——政治悖论：宋高宗以“小孝”换“大业”的策略，客观上避免了南宋重蹈北宋覆辙，但其个人孝道与民族大义的冲突，成为后世“忠孝难两全”的历史隐喻。

结语

宋高宗的议和决策，本质上是私家生存焦虑、政权合法性需求与民族矛盾交织下的次优选择。他通过“孝道政治”化解了即位合法性危机，却以民族尊严为代价。正如张浚所言：“今日之耻，百世之耻”，放弃难得的北伐有利时机而媾和，放弃以战止战争取“有利条约”的生存智慧？这仍是值得深思的现代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