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朱熹的理学政治思想与张浚一脉相承

张浚，字德远，号紫岩，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任宋高宗、宋孝宗二朝右相抗金卫国，三次受命为都督（宣护）诸路军马，领导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吴玠、刘锜、岳飞、杨存中、李显忠等抗金，是一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式的抗金统帅，是南宋立国期间战外敌、平内乱最大的功臣，是南宋立国第一台柱，也是一位政治家和理学家。

一、张浚的理学政治思想的内涵、传承和实践

1、张浚理学政治思想内涵

——强调道德修养：作为一位理学家和政治家，张浚非常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其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和政治家的基础。他提倡通过学习和实践儒家道德观念，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为国家和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他的“正心诚意”“诚正传心”“诚能正身”“庙胜之道”蕴含的“正心”观（包括“正君心”观）是张浚理学的精髓。

——重视实学实用、经世致用：张浚与张栻父子适应时势的需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的思想，体现了他们的事功思想。张浚对后来的学者张栻、朱熹，包括浙东事功学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张浚承继理学政治思想

张浚知识广博，幼时有良好教育。张浚曾师从谯定和苏元老。张浚之父张咸进士出身，于六艺百家、历代文史，无不该贯，为文长于叙事。张咸两次中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皇帝亲自面试。张咸作有《张君说文集》（一十卷）。张浚是苏轼、二程洛学的再传弟子。张浚与刘勉之、胡宪皆是得伊洛之传、固程门一大宗的谯定的门人。张浚长于经史，通六经，精研《周易》。

张浚忠于君主，忠于国家，遵守儒家政治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张浚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导洛学之士入朝，将从杨时、游酢、谢良佐游的胡安国，史学家范冲，程颐直传弟子的尹焞，学识渊博、廉政守道的朱震，尝从祭酒杨时学的胡寅等人召还朝廷，推动“小元祐”局面的出现，助推洛学的复兴。张浚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宁未必全非，偶行孝悌之说。

作为进士出身的具有良好儒家思想教育和佛家、儒家家学传承的士大夫张浚，深知出自《庄子·天下篇》的“内圣外王”儒家治国，即“内存圣贤之道，外施王霸之术”和汉王充《论衡·别通》:“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贤人）之才也”的思想渊源和内涵，不仅把其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根本，而且在两宋之交的报国实践中运用和发展。

3、张浚传承理学政治思想

张浚教育、引导理学政治思想。南宋时期的朝臣和理学大家，如张宗元、胡铨、朱熹、张栻、王十朋、汪应辰、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等爱国名臣和端人正士，深受张浚的理学政治思想和国家治理理念的影响。

张浚灌输张栻儒家经典。张浚通过系统教育，引导张栻追随洛学，报效国家。张浚通过捐宅创建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培养崇尚理学的人才，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后来主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成为南宋重要的理学家。张栻的理学成就和贡献，无疑也体现了张浚在理学传承和发展方面的努力。

张浚遗著对朱熹理学有影响。张浚著有《紫岩易传》10卷，《论语解》4卷，《春秋解》6卷，《中庸解》1卷，《诗》《书》《礼》解3卷，《建炎复辟平江实录》1卷，《丁巳潇湘录》，《中兴备览》3卷，文集10卷，奏议20卷（惜除《紫岩易传》《中兴备览》外，大多已亡佚）。张浚逝世后，朱熹与张栻交往、通书密切，朱熹和张栻当全面阅读过张浚遗著，并影响朱熹理学体系的建立。朱熹《张浚行状》载：“公之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孟，有《论语解》四卷，《易解并杂说》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诗书礼解》各一卷。”朱熹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张栻逝世后，其弟张杓所辑《张栻集》（张栻《南轩集》四十四卷）。张杓搜张栻遗稿四巨编，托属朱熹为之论定，朱子又访得四方学者所传数十篇，益以平日往还书疏，编次缮写。

张浚授杨万里正心诚意之学。绍兴三十年（1160）春，杨万里见到张浚。杨万里作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十二月的《幽居三咏诚斋（其三）》载：“浯溪见了紫岩（张浚）回，独笑春风尽放怀。谩向世人谈昨梦，便来唤我作诚斋。”说明期间，杨万里通过张浚长子张栻的介绍，在浯溪才得见到张浚。杨万里以弟子礼谒张浚，张浚对杨万里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杨万里云：“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为阴阳，在日月为昼夜，在四时为生育长养，在鬼神为吉凶，在人为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此易之道也。异端之所谓道，非易之所谓道。”“名为天下之正人，而心传圣贤之正学，身履天下之正道。”杨万里《诚斋文集》载：“张浚心传圣贤之绝学。”

    张浚向张宗元、张錤父子传“正心”之学。明代万历年间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载：“张錤，父张宗元（洪迈岳父，字渊道）。张錤以父恩任承事郎，历两浙转运，幕委明州造船。人或言其非勋阀所宜处，张錤谢曰：‘晁以道（晁说之）先生所尝为也，吾处之惧弗称敢薄之耶。’讫代去，不以卑冗怠事。时属文辞见志，然未尝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门皆有铭以自警。案（知洪州）（张）宗元以与张魏公（张浚）书及寿诗获罪（绍兴二十五年，1155），其服膺紫岩（张浚）之心学可知，深父（张錤，张宗元之子）帷、屏、壁、门书铭‘诚正传心’，由来远矣。”

4、张浚实践理学政治思想

张浚的理学政治思想并非空谈理论，而是注重与实践相结合。他将自己的理学观念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应用到政治实践中，通过治理国家、处理政务来体现儒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张浚提倡孝道，重实事实功，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与理学所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理念相契合，进一步体现了张浚在理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张浚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其政治和军事实践也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如忠义、报国等。

——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任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张浚向宋高宗提出：“王者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惟务治其在我，则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天下舍我，将安归哉？固不侥幸于近绩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的治国理论，这是张浚“庙胜之道”理论的雏形。

——绍兴七年（1137）正月，尚书右仆射张浚向宋高宗提出：“陛下以多难之际，两宫幽处，一有差失，存亡所系，虑之诚是也。然杂听则易惑，多畏则易疑。以易惑之心，行易疑之事，终归于无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怍，持刚健之志，洪果毅之姿，为所当为，曾不它恤。以陛下聪明，苟大义所在，断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济！臣愿万机之暇，保养太和，澄心静气，庶几利害纷至而不能疑，则中兴之业可建矣。”

       ——绍兴九年（1139）正月，贬居永州的张浚因宋金和议初成被复左宣奉大夫。张浚作《复宣奉大夫任便居住谢表》:“敢不专精道学，黾勉身修？求以事亲，方谨晨昏之养，庶几报国，敢忘药石之规？”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召赴行在的张浚中道上疏，奏曰：“今之议者，孰不持战守之说？其下则欲复遵旧辙，重讲前好。 以臣观之，战守之说是也。然而战守之道，本于庙胜。君天下者，诚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用之战则克，用之守则固，理有决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庙筭，深有可疑。臣愿陛下发乾刚，奋独断于旬月之间，大布德章一新，内外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后，人心既孚，士气必振，于以战守，何往不济。”张浚正式阐明了“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

二、程颢、张浚、张栻的天理观一脉相承

程颢、张浚、张栻将形上的“天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主张“循天理以治国”。

程颢尝言于宋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则万世幸甚。”

张浚是南宋初期重要易学家，其学“一本天理”，深受北宋以来理学的影响。《紫岩易传》卷末，其曾孙张献之《跋》云：“忠献公潜心于易，尝为之传，前后两著稿，亲题第二稿，云：此本改正处极多。绍兴戊寅（1158）四月六日某书，始为定本矣。献之顷尝缮录之，附以《读易杂说》，通为十卷，藏之于家。”

张浚尝言于宋孝宗曰：“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指，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

张浚曾说:“惟夫性以情动，情以欲肆，欲以物迁，邪伪滋生，天理蔑弃。易简至善，于是而丧。内之不足以利一身，外之不足以利天下。而乾坤妙用始不明于天下。天下万物将不得遂其生也。”

张栻追随、继承弘扬洛学的父亲张浚家学。张栻奉父命为弟张杓作《悫斋铭》提出：“天下之理，惟实为贵。”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张浚要次子张杓以“悫”为斋名，张浚命长子张栻作《悫斋铭》告之：“家君命杓以悫名其斋，而命栻铭以告之。栻敬问所以为铭之意？盖取夫孔子，曰：‘士必悫，而后求智能。’退而深思，以为之铭：士或志近，辩给智巧。学之不知，其器则小。天下之理，惟实为贵。实不在外，当悫乎内。不震不摇，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谁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不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亲，斯为孝；以此事君，斯为忠；以此事兄，斯为悌；交于朋友，斯为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维师乎悫，以令子之德。”刘昌诗在《铭》后注曰：“右铭不载集中。盖当时此纸流落，今幸宝藏遗墨。先生（张栻）作铭时年二十有三，实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月二十四日，张栻入对（二十四日，有旨引见，间以军事入奏，始得见宋孝宗），即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也。愿益加省察，稽古亲贤以自辅，毋使其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宋孝宗大异之，谓张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为浮议所惑。”赐张浚御书：“圣主得贤臣。”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张栻作《郴州学记》，张栻认为学须“立本”，这个“本”就是“明天理”。四德、五伦属于天理，都是先天所固有，但因“局于气禀，迁于物欲”，而造成“天理不明”(《郴州学记》)。

张栻《南轩集》（卷十六）之《汉家杂伯》提出:“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纪，施于万事，仁立义行，而无偏弊不举之处，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无疆者。”

三、董仲舒、程颢、张浚、朱熹的正心观一脉相承。

朱熹如董仲舒、程颢、张浚把“正君心”观运用于政治主张，归纳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程颢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当道，君正而国定矣。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

张浚“庙胜之道”思想：“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

朱熹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过讁。行政之失，不足非间。惟有大人之德，则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而国无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熹《论语集注》载：“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盖谓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