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雅琼《论张浚对南宋中兴jun政人才的培养》

摘要：张浚是南宋坚定的主战派，他在军事上主张坚决抗金，并采取积极进取的对金政策，mou划构建从秦岭到江淮的防御战线；在政治上秉承忠孝仁义的家学传统，始终站在忧国爱君的立场。围绕坚定的抗金主张和忧国爱君的政治li场，张浚任用在经济和地方治理上颇有才干的才吏，举荐、擢拔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并以其学问和品格吸引了众多学者文臣追随其后，为南宋培养了一批中兴人才，对南宋军事、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浚；南宋中兴；jun政人才

张浚自北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及第入仕，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去世期间，两次拜相又两次遭贬谪，其仕途在南宋战与和的纷争中大起大落。作为主战派的核心人物，张浚指挥过多次对金人的军事xing动，其一生之职志就在于“恢复中原”，他曾举荐、任用过许多人才，为南宋他坚定的主战si想也使得众多有志于南宋中兴事业的人才追随其左右。这些人物对南宋的军事、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浚一生并未有过讲学授徒之举，他对南宋中兴jun政人才的培养，其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在任上直接任用，二是奏议中向皇帝举荐，三是追慕张浚学问、si想与主张，主动向其求学求教。本文拟通过张浚在军事、政治方面的主张，分析其举荐任用人才的依据，梳理他所举荐、任用及所濡染的人才群体在南宋中兴历程中的事迹，并探索其jing神品格对南宋爱国人士的影响。

一、张浚的军事、政治主张及用人si想

张浚作为坚定的主战派，在军事上向来主张对金采取积极强硬的措施，而这一坚定的态度又源自于他爱国忠君的政治立场。张浚举荐、任用人才，也都紧紧围绕着他的军事和政治主张。

1.坚决抗金的军事主张

面对宋金的形势，南宋朝廷中一直存在着战与和的激烈斗争，其中主战派内部声音也不尽一致，特别是绍兴和议之后，有人认为宋弱金强，宋朝不应与金正面对抗，而应韬光养晦，以守为自强。无论朝野纷争如何，张浚自始至终都秉持“恢复中原”为目标的抗金主张，是一名“终身不主和议”的坚定的抗金将领。其抗金的军事主张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始终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二是谋划构筑从秦岭到淮河的战略防线。

历经靖康之耻后，许多南宋大臣谈金色变、畏金如虎，张浚则认为，正因金人如虎，所以宋朝更不可以退缩，否则金人拥有了更多土地和资源，实力将更强大。那么面对如此强敌，宋人该如何处置？张浚认为“必使其力困气弱，心乱技穷，而后虎可得焉”，而使金人“力困气弱”“心乱技穷”的方式，就是要主动作为，消耗其实力，而不能让其有喘息和蚕食的机会。此外，当时在宋金之间还有刘豫的伪齐政权，对于伪齐，张浚认为更应该迅速主动出击，以免其发展壮大，给宋朝又添加一个新的敌人。

对于实现抗金大业的具体战略，张浚也有谋划：初，上问浚以方今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张俊、刘光世从行，庶与秦川首尾相应。

张浚的构想是利用从秦岭到淮河的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建立抵御金人的防线，尤其是要守住关陕地区的关口，因为这里可能是金人南下首选的路线。同样，如果立足于南宋恢复中原的目标，这里也是重要的出发点，所以张浚向高宗称“中兴当自关陕始”。张浚在建炎三年（1129）主动请缨前往川陕任职，高宗任命其为江淮荆湖川陕宣抚处置使，并给予了其“便宜黜陟”的权力。张浚在川陕经营半年之后，即发生了富平之战，此战从战术上讲是以宋军失败告终，但是从南宋整体的战略来看是成功的，此后“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

除关陕地区外，两淮也是张浚战略si想中防御金人的重点。从地理形势上看，江淮地区又可分为两淮与长江两大部分，它们与东南更广大的区域，构成了藩篱、门户和厅堂的关系：“两淮藩篱也，大江门户也，三辅堂奥也。”当时有不少人提出放弃两淮、只保长江，论调主要有二，一是认为缺少能担起守淮重任的人手和实力，二是认为淮河水浅，且河床狭窄，金人要渡河很容易，不如干脆割舍掉。这些论调看似持重，实际上透露了宋人面对金人的怯弱与不自信。另外，宋高宗当时驻跸临安，只想偏安东南，并不想向北突破，因而在南宋初期有弃淮保江的倾向。但张浚指出：

若诸将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虏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岂可保乎？

淮河相当于是长江的外侧防线，如果弃淮保江，那么宋金对峙的一线就将进一步向南收缩，再无天险可以阻挡。此外，两淮历来就是宋朝在钱粮物资上的有力保障，还有运河，是重要的粮草运送枢纽，如果被金人夺取，那么江南将更难得自保。因此张浚自建炎年间开始就向高宗上奏不可弃淮，且这一战略si想贯穿其两次拜相期间。张浚在两淮地区进行了大量布置，构筑了长堤、城墙等防御工事，并实施屯兵，“以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势，修滁州关山以扼敌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大饬两淮守备”。

从张浚所构想的秦岭到两淮的防御战线这一战略si想来看，他对南宋全局的把握是准确的，后来吴玠坚守四川、杨沂中藕塘大捷逼迫伪齐北撤都证明了这一战略是有效的，而富平之战、淮西兵变中曲端、刘光世等将领不听指挥导致宋军均是先胜后败，更反证了这条战线对南宋的重要性。

2.忧国爱君的政治立场

张浚一生正逢两宋之际的巨变，先后历经了宋徽宗与宋钦宗、宋高宗、宋孝宗四朝皇帝，无论哪一任皇帝在位，张浚始终为之尽心尽力。张浚开启仕途之初，正值徽宗政和年间，当时西夏与宋之间不断有领土纷争，而他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与金人谈判，“数语而定”，为宋徽宗解决了西北的这一后顾之忧。宋高宗绍兴年间，张浚第一次罢相之后，有人向高宗说张浚有试图割据蜀地以称霸一方的举动，且有信件证明其与蜀地之人往来密谋。宋高宗“命遣人尽录以来，临轩发视，乃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北伐失败、第二次罢相之后，宋孝宗已有转和倾向，张浚其时也身染重病，在返回湖南途中，他依然没有忘记恢复事业，他说：“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表面上看，张浚的许多作为均是为了维护“君”，但在古代皇权体制下，家与国、君与亲、忠与孝被置于同一逻辑之中，忠君与爱国、忧君与忧国忧民实际是一体的，张浚之忠君，并非忠于某一特定人选，而是忠于“君”所代表的国家社稷，忠君的表象背后实有爱国情怀为支撑。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率军一路向南，一度攻至扬州、庐州，逼近临安，高宗又产生了“遣散百官，浮海避敌”的想法，虞允文等大臣极力劝谏方才作罢。危急之下，朝中主战的陈俊卿、冯时行等向高宗建议重新起用张浚，以激励士气、稳定人心，高宗不得已任命张浚为判建康兼行宫留守，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等地军马，肩负起长江下游防务的重任。当时“举朝上下无不丧胆，直云‘虏百万，何可当！’惟有退走尔”，不少人自东向西逃走，张浚则反向而行，立即从长沙启程，向建康出发。期间须经湖北采石，然而途径之地已经被金人所焚，十分危险，有江东来人劝张浚勿再前行，他慨然答道：“某被命，即携二子来，正欲赴君父之急。今无所问，惟直前求乘舆所在耳。”张浚行至沙上（今属江苏张家港），李显忠兵在此，张浚前去犒劳军士，“一军见公，以为从天而下，欢呼增气。虏谍报惴恐，一二日遁去”。由此可见，张浚虽被贬去国二十余年，但在军中之声望仍不减，并且时刻心忧国家形势，一旦朝中以宋金之战事相召，即刻赴任，路途凶险亦在所不辞。

忠君的根源在于爱国，这是儒家si想濡染下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这也是士大夫的家国天下之情怀。这一情怀在张浚处，又与其家学渊源密切相关。

张浚《行状》载有一事：（绍兴）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将极论时事，恐贻母忧，母讶其瘠，问故，浚以实对。母诵其父对策之语曰：“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浚意乃决。

张浚早年向高宗引荐过秦桧，与秦桧共事之后即发现其包藏祸心，而秦桧此时已为高宗所重用，如果直言进谏，轻则落职贬官，重则可能有sha身之祸。张浚一方面欲揭露秦桧，另一方面又担心牵连母亲。张浚母亲计氏得知后，遂以他父亲的遗言教导，一切当以国之大事为重，张浚受此鞭策，向宋高宗进谏陈说秦桧之暗，后果然遭到报fu，“（秦桧）惧浚为正论以害己，令台臣有所弹劾，论必及浚，反谓浚为国贼，必欲sha之。”张浚因反对宋高宗与秦桧的和议政策，不仅遭贬去国二十余年，还一度有性命之虞，秦桧死后方得幸免。

由此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张浚的家学中，一向有忠孝的传统，这一传统也延续到张浚对张栻、张枃兄弟的教导之中。朱熹为张栻撰写的神道碑文中，曾提及张氏家学：（栻）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浚）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忠孝仁义之实”六字可谓道出了张浚家训的核心，这六字又可分而言之，一为“忠孝仁义”，此四字属道德层面的要求，一为“实”，此一字是事功方面的标准。对“忠孝仁义之实”的坚守集中体现在对颜回的推崇上。

张浚谪居湖湘期间，作《紫岩易传》，其中曾举颜回之例以释“潜龙勿用”：纡朱怀金不足以移颜氏之乐，与以天下不足以改夷齐之操，曰“不易乎世”。知我者天，夫何闷？所乐在道，夫何忧？张浚将颜回与伯夷、叔齐并列，赞赏他身居陋巷依然能不改其志、坚守节操的品格。这是张浚谪居二十余年而能坚守其恢复与抗战主张的重要jing神支撑，也深刻影响到张栻兄弟。

张浚次子张枃初入仕途，赴知严陵时，张栻以诗诫勉道：义路本如砥，利径剧羊肠。何以书子绅，世德不可忘。自昔谨交际，人情易因循。敬始以念终，君子贵守身。诗中言及“世德”，可见这是张氏家族代代因袭的传统。《中庸》里孔子赞颜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子之可贵，不仅在于他能行中庸之道，更重要的是他得到此道之后能守持。张栻提醒张枃要始终敬念以“守身”为贵的“世德”，这正显示出“希颜”的家学对张栻的濡染。

3.才德并重的用人si想

张浚用人最直接的目标是能产生实绩，这与他的抗金主张是相向而行的。军事行动需要的是执行力强、务实而不务虚的人，因而他选拔和培养人才，注重其实际能力。他曾向高宗上疏详细陈说过其对人才任用与培养的si想，其中有一段君子小人之辨：朋dang之论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纷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国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

张浚认为，当时政坛上的君子小人之辨起于朋dang之争。这一说法是有历史背景的，dang争是贯穿两宋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在两宋之际，新dang多被认为是祸guo殃民之辈，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小人”多指的是新dang中人。然而，旧dang中不乏庸才，新dang中人也并非全为投机取巧的无用之人，其中亦有不少人是有真才实学的，尤其是在军事与经济方面，这与王安石当年富国强兵的si想有关。现实中无论朋dang与否，皆有“托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难辨”之人，如若一味以朋dang作为一个人是否能任用的标准，那么会有多少人才埋没？

因此，张浚提出，与其在辨别君子与小人这件困难的事情上花费工夫，不如改变选人的标准，不以朋dang论君子小人，而以其才干任职，给予其发挥才干的空间，让有才学的“小人”也为我所用，具体说来就是“知之于心，待之以权，使上下内外各当其分”，如此一来，有能力的人都能发挥其才干、实现其价值，从此心悦诚服。

基于这种注重实绩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si想，张浚在选人用人上便更加灵活。前文所述刘子羽之父刘韐曾受到童贯的赏识，直至绍兴八年（1138）御史中丞常同弹劾他时仍以此为由。但张浚不囿于dang派之争，任用刘子羽经略川陕，举荐子羽之子刘珙，既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也是希望借此实际行动表明对dang争的反对态度。

张浚注重举贤任能的同时，也注意到争取广大民心的重要性。他措置两淮之时，曾“招徕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以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馀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馀人”。这一举措使得江淮地区的防务得到极大增强，“淮北之来归者日不绝，山东豪杰，悉愿受节度”，金人见此形势也退避三舍。

张浚在用人上是非分明，敢于担当。初到川陕之时，他欲任用能征善战的曲端，当时有人向朝廷告发曲端有mou反之心，曲端无法自证，张浚辨明事实后，“以百口明端不反”。以张浚之忠孝，用家族百口之性命为曲端担保，可见其用人之诚意。另外，张浚还曾任用金降将萧琦，“萧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谋，欲令尽领契丹降众，且以檄谕契丹，约为应援，金人益惧”。南宋时，归正人都难以取得信任，多任命以低微的官职，更勿论上前线与金人作战，辛弃疾即是最显zhu的例子，而张浚能直接任用降将，这也显示出他用人不拘一格并敢于担当的风格。

在注重才能的同时，张浚也提出，所用之人一定要具备高尚的品德，特别是忠义大节，才能维护国家安定、凝聚人心：诚以有天下国家，要在夫得人以维持之，故忠义大节，不可不明。这与其家训中的“忠孝仁义”也是一致的。综观后文所提及的张浚举荐、任用和影响下的人才群体，也确实有此共同点。

二、张浚举荐、任用和影响下的中兴人才

张浚一生两次拜相，又曾经略川陕、措置两淮，举荐和任用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史传对此有一总括：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

综观张浚为政用兵期间举荐任用军政人才的举措，从高宗朝到孝宗朝，围绕主战的立场、恢复的主张，在张浚周围聚集了一批对南宋中兴影响极大的人才群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政一方、有经济、政治才干的才吏，二是英勇善zhan，有军事才能的武将，三是学养深厚、有报国之志的文臣。  

1.任用才吏，为政有方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曾评价说“张公之门多才吏”。所谓“才吏”，即有才干、善治理的官吏。张浚在经略川陕期间，就曾多用有才干、肯实干的人，刘子羽与赵开即为代表。

刘子羽，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其父刘韐为北宋宣和年间抗击金人的大将，靖康之难后不愿屈服金人，遂zi缢而si。刘子羽自少年时期起便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既通文韬，又晓武略，并受父亲殉国的激励，坚定主张与金人作zhan。刘子羽在张浚幕府中任宣抚使参议军事，在对宋金形势的判断上，刘子羽与张浚观点一致，都认为川陕是南宋对抗金人的重要防线，但在对金作zhan的具体问题上，刘子羽与张浚有歧见。例如富平之战前，刘子羽就曾提出此时尚不是与金交zhan的时机，但当时宋高宗已逃至海上，张浚为避免战huo烧至东南，不得不为此zhan。刘子羽从当时川陕宋军的实际出发，所言有其道理，而张浚顾及宋高宗及东南之安危，亦有其出兵作zhan的缘由。对一支jun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上下一心，张刘二人虽有岐见，但刘子羽作为幕僚最终与张浚保持统一，并为此“不得不为”之zhan作实际的mou划，这与后来曲端等为一己之私而不听节制、拒绝驰援自己的bu队相比，孰高孰低可以见矣。富平战败后，张浚备受非议，更有人提议将川陕治所迁至夔州。面对人心动摇的局面，刘子羽予以了坚决的斥责，并主动请命北出泰州召诸亡将，亡将一见子羽大喜，纷纷率bu下前来汇合，充实了西北的军事li量。此后刘子羽又与吴玠兄弟在和尚原、仙人关等战役中多次击退金军，共同守住了大散关一带的防线，稳固了陕西和四川的形势。

经略川陕期间，为了做好对金作zhan的财物保障，张浚还任用了具有经济才能的赵开为宣抚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用。赵开对于蜀地的情况进行了解之后，认为“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独榷货稍存赢馀，而tan猾认为己有，互相yin匿。惟不恤yuan詈，断而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于是从酒、盐等专mai品着手，改革相关的赋税，成效显zhu。张浚在秦川练bing，采取厚赏的方式激励jiang士，希望士bing们能以si效力，因而需要大量jun费。而赵开不仅能够满足这庞大的开支，甚至还能略有盈余。改革権法涉及经济利益，必然招致不满，遂有谏官在宋高宗面前弹劾张浚与赵开，然而张浚不为所动，继续任用赵开。由于有张浚坚定地支持，赵开积极地筹措经费，保证了练兵打zhang的需求，富平之战前“金钱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

2.擢拔jiang才，wu备有功

张浚作为抗金将领，数次征zhan，在此过程中任用、提拔了一批具有jun事才能的将cai，这些将cai在南宋对金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吴玠吴璘兄弟、刘錡、韩世忠和岳飞。

吴玠与吴璘两兄弟均为德顺军（今甘肃静宁）人，原为曲端部下，张浚入川陕后，经刘子羽引荐，升任吴玠为泾原路统制。史传记载吴玠“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陕西民间流传“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的说法。绍兴元年（1131），金军在完颜宗弼的率领下进攻南宋，与宋军在和尚原交战，吴玠、吴璘率领宋军大败金军，金军主将完颜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一时间宋朝上下大为振奋，张浚以吴玠为镇西军节度使，吴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给予了二人高度褒奖，而此举也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绍兴四年（1134），金军再次攻打南宋，当时吴玠留吴璘留守和尚原，自己带领大部队退屯仙人关，建立起两道关隘，再次抵挡住了金人的攻击，金人“自是不复寇蜀矣”。此时张浚已调回临安，四川地区的局面端赖于刘子羽和吴氏兄弟支撑。

刘錡，字信叔 ，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县）人，出身将门，父亲刘仲武为北宋末年大将，自幼随父征战，早年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胜，《宋史》本传评价其“慷慨深毅，有儒将风”。张浚到陕西后，“一见奇其才”，任用刘錡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刘錡生平最大的军功是顺昌之战，此战的对手是完颜宗弼（兀术），当时金兵有十万余众，而刘錡在顺昌城中只有二万守军，顺昌城在完颜宗弼眼中“可以靴尖踢倒”，因而此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战。刘錡临危不乱，坚守城池，精密部署，最终以少胜多，声威在金人中大震，以至于绍兴和议之后被闲置二十年，依然为金人所忌惮：方亮之南也，枚数本朝诸大将，问其下孰敢当之者，皆随姓名而答如响，至公则莫有应者，乃曰：“朕自当之！”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欲南下攻宋，历数宋朝将领，问部下谁敢前去迎战，唯有提及刘錡时无人敢应，完颜亮只好亲率大军与其交锋。及至南宋末章颖作《皇宋中兴四将传》（又名《南渡四将传》《开禧四将传》），将刘錡列于首位，并自云作此传之意在于“使夷狄知中国为有人也”，可见无论是在金人眼中还是宋人眼中，刘錡的威慑力都是可以载诸史册的。

除了吴玠、吴璘和刘錡外，张浚还曾向高宗多次举荐韩世忠和岳飞。关于张浚与岳飞之间的交集，人们多从绍兴五年（1135）二人平定杨么之乱谈起，但其实早在建炎四年（1130）年，张浚就举荐过岳飞，“武功大夫、昌州团练使岳飞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用张浚荐也”。后来二人合作平定杨么之乱，张浚对岳飞的军事才能有了全面的认识，非常赏识与倚重岳飞，一度将其作为自己北伐计划中的重要将领，“特命先臣（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谓先臣曰：‘此事，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至于后来二人的分歧与矛盾，本质上说是宋朝祖宗之法的约束之下文臣与武将之间不可避免的问题，与秦桧之流构陷岳飞之事绝不可相提并论。秦桧死，御史中丞汪澈为岳飞鸣冤，“都督张浚、参赞陈俊卿闻之，皆为之悲叹！”

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mou变，当时密州知州范彪与张浚讨论平乱之策，问及用人，张浚说“韩世忠有仗节死难之志”，可以倚仗。张浚治淮期间，亦十分倚重韩世忠，“时都督张浚在淮南，谋渡淮北向，惟倚韩世忠为用”。绍兴四年（1134）前后，宋在对伪齐及金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宋高宗也一度燃起斗志，甚至接受了宰相赵鼎等人的建议，决定“亲总六军，往临大江，决于一zhan”，一时间宋朝士气大振，主战之声高涨，张浚于是适时向高宗举荐韩世忠与岳飞：“时朝廷锐意大举，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飞之沈鸷，可以倚办大事，故并用之。”

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假设：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錡、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在王夫之看来，南宋恢复中原的重任有此五名大将，足可以实现，而此五将均得到过张浚的提拔与赏识。元人曾感叹“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倘若张浚与诸将领生逢其时、得君行道，历史是否会如船山所言？或只能留待遐想了。

3.激励后学，治国有道

张浚在相位时，声望已颇高，是主战派的一面旗帜，即便被贬多年之后，依然有不少人慕名追随。这些人服膺于张浚的学问，濡染于张浚的为人品格，受张浚坚定抗金主张的鼓舞，在南宋的文坛、政坛中构成了一股主战派文臣的强劲洪流。考《宋元学案》列举的紫岩门人中，具名者共有杨万里、王十朋、罗博文、张杰与陆游五人，其中杨万里与王十朋事迹载于《赵张诸儒学案》，罗博文事迹别见于《豫章学案》，张杰事迹别见于《玉山学案》，陆游事迹别见于《荆公新学略》。据《宋元学案》之线索，本文亦以杨万里与王十朋为例，略述张浚影响下南宋学者、文臣群体的si想与主张。

绍兴年间，杨万里调永州零陵丞，听闻当时张浚谪居在此，即前往拜访：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杨万里三顾而不得，最后由张栻引荐，终得见矣，并向张浚执弟子礼。张浚见杨万里后，对其赞赏有加，以正心诚意之学勉励杨万里，后者“诚斋”之号即由此而来。张浚二次拜相后，向孝宗推荐杨万里出任临安府教授，后杨万里丁父忧未能赴任。

今人熟知杨万里，多是因其诗歌成就，但他不仅有文才，更有武略。孝宗淳熙年间，潮州有盗贼沈师作乱，杨万里指挥平乱有功，孝宗以“仁者之勇”褒奖之。杨万里为人清正刚直，在朝时每每议事，持论劲直，且往往切中时弊，罗大经就曾评价他“立朝时，论议挺挺”。淳熙十二年（1187），杨万里上书孝宗，指出言有事于无事之时方为忠臣，切不可因南北和议二十余年相安无事这一看似承平的局面而放松对金人的警惕。奏疏中论及南宋人才的匮乏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惮者又何人？

对于张浚这位影响他一生的抗金ling袖，杨万里有诗缅huai：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时非不吾以，天未胜人为。自别知何恙，从谁话许bei。一生长得忌，千载却空思。南宋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刘克庄评此诗道：“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只十个字，而道尽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为敌所畏，与夫罢相、解都督时事，皆在里许，然读者都草草看了。“得人心”三字可以说是道出了当时真正心怀家国社稷之人对张浚的真实情感。不少主张抗金的爱国人士其实并未与张浚有过直接接触，或平生只有一面之缘，但却愿终生追随其后，杨万里如此，王十朋亦如此。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早年秦桧专权之时，屡试不中，秦桧死后，绍兴二十七年（1157）再试，在殿试中因“经学淹通，议论纯正”，被高宗亲擢为状元。王十朋素仰张浚之名，军事、政治主张与张浚十分契合，多次上书请求朝廷任用张浚。符离之战失利后，张浚上表自劾，朝中主和派的声音一时纷起，王十朋顶着压力，向高宗上书陈说其心志：臣素不识浚，闻其誓不与敌俱生，心实慕之。前因轮对言金必败，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师江淮，今浚遣将取二县，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当。及王师一不利，横议蜂起。臣谓今日之师，为祖宗陵寝、为二帝复雠、为二百年境土、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当内修，俟时而动。陛下恢复志立，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然异论纷纷，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风宪之职，乞赐窜殛！王十朋这一番慷慨陈词，站在家国天下的高度，斥责了一味偏安的主和派，用历史与发展的眼光分析张浚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意义，而不是像主和派纠缠于符离战场的失利而否定张浚所有的功绩。并且在与张浚素未谋面的情况下，王十朋坦荡直言他对于这位抗金老将的仰慕，还用自己的仕途为之辩护，这在当时来说既需要担当的勇气，更需要对抗金事业坚定的信念。虽然多次在朝中倡议任用张浚，并为之据理力争，但事实上王十朋直到隆兴二年（1164）出知饶州之时，方才得与欲返乡而刚好经过饶州的张浚见面。此番会面王十朋十分珍惜，特请张浚为自己的书斋题名，张浚则以“不欺”名其室，并铭之曰：泛观万物，心则维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张浚赠予王十朋的“不欺”二字，与教导杨万里的“正心诚意”之说，根本上是一致的，都落脚于两个字：于理上为“诚”字，于事上为“敬”字。以诚之心涵养德性，以敬之义踏实践履，知行合一。王十朋得此铭后有诗记念，其中说道：“我来求字盖求人，不为有官缘有道。”

王夫之评孝宗朝大臣时说：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之流，亦铮铮表见，则抑文雅雍容，足以缘饰治平而止。 杨万里、王十朋的“铮铮表见”，实际上也是张浚所举荐任用并且真正与之为同调的人的共同点，一如王十朋所言，他们共同聚集在张浚这面抗金的大旗下，不是因为他曾身居高位，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怀抱恢复中原、以安天下理想的同“道”中人。

三、结语

张浚年三十二即宣抚川陕、zhu政一方，三十八岁登上相位，可以说是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然而其一生随着宋金之间不断的战与和，仕途跌宕起伏。他身为文臣，又长期与金作zhan，曾有多次胜zhan，却也因为三次大败而饱受争议。无论局势如何变幻，他始终坚守抗金与恢复之志，他的军事、政治主张均以此为核心，他对于南宋中兴人才的培养也紧紧围绕这面qi帜展开。在他影响下，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才吏、英勇善战的武将和德才兼备的文臣得到任用。南宋诗人刘过曾作《挽张魏公》，诗云：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陨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此诗不仅陈述了张浚一生的文治武功，并道出了其一生未能实现的夙愿。在南宋偏安的“暖风”之中，张浚终身不改其恢复之志、为国尽忠的jing神深刻影响到南宋后期的爱国人士，也值得我们在当下变幻的世界风云中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