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2年5月5日《西安日报》第8版）

读书一定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然的话，贵为天子的宋真宗也不会有感而作《励学篇》大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之慨，其炙手可热的封建实用主义，成为备受后人津津乐道广泛推崇的“精神大饼”，历久而弥香，经久而不衰。何耶？

前朝名士苏秦、孙敬虽然无缘谛听宋天子教诲，但是对于读书改变命运之理却并不缺乏先知先觉。据《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游说秦王未果，资用匮乏，潦倒而归，发奋苦读，“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后学有所成，成功游说列国，合纵诸侯抗秦，佩六国相印，在历史上留下其作为纵横家、外交家、谋略家之厚重一笔。据《汉书》载，孙敬年少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为了不负光阴，他把绳子的一端悬在屋梁上，另一端系住自己的发髻，如此，每当困倦打盹，头皮就会被绳子扯得剧痛，睡意顿无，集中精力通宵达旦苦读圣贤书，最终成为一代大儒。

如果说，吃尽苦中苦、遍尝书中趣的苏、孙二人“悬梁刺股”之励志美谈令人唏嘘扼腕的好话，那么，车胤、孙康“囊萤映雪”和匡衡“凿壁偷光”的佳话似乎更值得寻味。晋人车胤、孙康好学不怠，怎奈家徒四壁，无钱点灯夜读。前者在炎炎酷暑捕捉并在白绢口袋中收拢了许多萤火虫，借助微弱的萤光勤学，后者则不顾烈烈严寒，利用大雪映射的光亮苦读。与车孙“借光”相比，汉人匡衡“偷光”则做得更绝。据《西京杂记》讲，为了摆脱“勤学而无烛”之困扰，匡衡悄悄地将自家墙壁凿出一个小洞，引邻家光亮投射进来，“以书映光而读之”，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小聪明之举！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中一个的重要原因，恐怕是读书能够使人变得聪明，从而使命运发生积极改变吧！“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副对联是后人对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的高度评价。然而，曾国藩生来算不上聪慧，甚至不乏愚笨。一次，他在楼上读书，从下午到傍晚，从傍晚到深夜，对一篇文章反复诵读却不能背诵。恰好有“梁上君子”光顾，实在忍无可忍，“忽”地跃将出来破口大骂：“你是什么榆木脑袋？一篇文章读了这许多遍也背不下！”继而，将文章从头到尾一气成诵。曾国藩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连窃贼都比他聪明，听他诵读多遍已能流利成诵，笑的是窃贼竟敢跳出来责骂他，全忘了自己是入户行窃的歹人。打击之下，曾国藩毫不气馁，心思全用在读书上，终于成为被后世高山仰止、文武兼备的奇才。

谈及读书改变命运，不妨再说两则与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相关的趣事。张之洞一生极爱读书，即令受命封疆大吏冗务缠身依然为学不辍。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载，光绪七年，张赴任山西巡抚，逢修山西通志。主修学究碰到一本金石类古籍《勾吴鉴》，又叫《公吴鉴》，一时难辨端倪，向张请教。两人认为“勾”与“公”可能是声转通假，但苦于无据可考。辖下因书呆子气颇重而被降职为县丞的王纬致信张称：“《仪礼》郑（玄）注：勾亦作公。”张大为欣赏，即令王官复原职，并为座上宾。辖下榆次县令吴某，以“袁简斋（即清大文学家袁枚）外甥之孙，潘文毅（即清进士，官至云贵总督潘铎）女夫”之家世受到张的关注，认为如此出身者定爱读书。可实际上，吴根本不喜欢读书，乃至交谈中对典籍茫然不知。张怒火中烧，对吴大加嘲讽仍不解气，又将其从富庶的榆次被调往贫瘠的广灵，就连前任县令亏空的数千两银子也勒令吴填补。吴在羞愧气愤郁闷中撒手人寰，临终前正告儿子：“你如果不好好读书，我在阴间都不会享受你的祭品！”因此有人说，不读书的人在张之洞手下做官是很难混的。其实，胸无点墨、滥竽充数的人，在哪里又能混得长久呢？

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的风起云涌，读书愈来愈受到社会各层的重视，多少有远见的父母宁肯忍饥挨饿砸锅卖铁供子弟读书。文豪鲁迅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将学校奖励的一枚金质奖章拿到街头卖掉，买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寒冷夜读难耐时，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咀嚼，直辣得额头冒汗，驱寒提神后坚持读书。经济学家王亚南中学时期为争取更多时间读书，有意将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每天读书至深夜，疲劳时上床小睡，迷糊中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使他惊醒，便立刻下床继续苦读。

曾国藩认为，“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此“三有”要诀，可谓是读书的至理名言。

让我们携手并进，不忘初心，不负韶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