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一书旧传为南宋王应麟所作，然而历代注家指出，《三字经》中轻率结论与王应麟重视严谨考据的作风不合，其中言“魏蜀吴，争汉鼎”也与王应麟重视蜀汉的观点不符 [1] 。因而又有人以为，《三字经》的作者为区适子，亦没有可信的依据。然而《三字经》的作者应为南宋末期人，自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首先就其成书上限来说，《三字经》最早不应早于南宋泰嘉二年（即公元1202年）。此书开篇即说：“人之初，性本善”，旧说这里的“性善论”是从孟子的观点阐发的，然而孟子虽然认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2]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3] ，但仍然只是说伦理、道德与生俱来，并未明确提及“人性本善”。第一个提出“人性本善”的乃是朱熹，朱熹说“人性皆善”，这里的“性本善”正是朱熹的学说兴盛之后的意见。而后文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以孟子为第一个例子，印证了当时孟子地位的提高，这也是宋明理学的产物。因而我们可以说《三字经》是以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的思想为依据的，而朱熹的思想甫一提出即遭遇韩侂胄发动的庆元党禁。故《三字经》的成书当在庆元党禁结束之后，即南宋嘉泰二年后。

而其成书下限亦不当晚于南宋。《三字经》言：“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后来章炳麟将之改成“荀季和，有义方，教八子，名俱扬”，荀季和是汉朝人，而窦燕山即窦禹钧，是五代十国人。作者引用窦燕山的例子而非更为有名的荀季和乃是因为窦燕山距其时代更近，所以绝非元、明以后所作。现存最早《三字经》版本为清代王相所注《三字经训诂》，其中论史一段言：“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论史截止至宋朝，也可以反证这一点。之后《三字经》经过不断增补，到了贺兴思写作《三字经注解备要》的时代，论史的部分已经补叙到了清朝。

至于其书名问题，《三字经》今存最早的版本是清代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已经以“三字经”为题。尽管其在《宋史》、《元史》、《明史》各书的经籍志中未曾加以著录，我们无从了解其历史面貌，然而明代学术著作中提及《三字经》的却在在皆是。如黄佐《泰泉乡礼》论及当时蒙学，“或用《孝经》、《三字经》，不许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神童酒诗》、《吏家文移》等书”。《明宫史》记载当时有“《三字经》，计一本，二十六页”。《浙江通志》记载有《启蒙三字经》一种，为万历《宁海县志》中记载，薛国让注解。《元明事类抄》、《弇州四部稿》中均记载万历帝为太子时曾读《三字经》。因而至迟在明朝的万历年间，《三字经》便已经通行且采用今日的书名。至于是否南宋诞生时即题名“三字经”或自南宋至万历年间是否有其它的题名，我们便不能蘧为结论了。

《三字经》名之为“经”其实并不合那时命名的规范。虽然“经”的本义不过是纺织时的纵线，但在西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却以指代儒家的五经为主，尽管有时离骚也被称为《离骚经》。五经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以“经”作为名称，《诗》又称《诗三百》，《书》又称《尚书》，《礼》兼指《礼记》、《周礼》和《仪礼》，《易》名《周易》，《春秋》也不以“经”作为名字。儒家第一部以“经”命名的是《孝经》，西汉佛教传入，东汉道教成立，佛、道两家以及未来景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典都被称为“经”。一般说来，只有一个思想的创立者或一个宗教的祖师的著作才有资格称为经，其它的经典著作只能称为“传”或者“说”。

因而《三字经》的题名不免怪异。按照一般的说法，《三字经》中“经就是经典，是最具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书” [4] ，这却是不通的。因为虽然《三字经》被清朝人称为“袖里《通鉴纲目》” [5] ，但较之朱熹的《通鉴纲目》以及程颢、程颐兄弟的《二程遗书》，其影响力仍弗如远甚。何况前文已然论及，就其思想来说，《三字经》不但没有超越儒家的范畴，甚至没有超越程朱理学的影响，遑论开宗立派。就其内容来说，则《三字经》涵盖了经学、子学、史学、数学、天文、地理等多方面内容，并不能认为这部书是对儒家经书的解释，或者是缩略版经书的意思。

如果广义地看，我们可以将《三字经》视为宋代子书的一种，因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也往往以“经”命名自家的纲领，如《墨子》之《墨经》、《韩非子》之《八经》之类。而《三字经》便是王应麟或其他某学者的子书纲要，不过这部子书便如荀子、文中子一般，刚巧属于儒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