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子》这个书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又解释杂家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诸子不出于王官，这话胡适先生已经解释的很明白了 [1] 。我其实以为，历史上也不曾有法家，法家都是儒家的变体 [2] 。历史上大约也不曾有过什么杂家。《吕氏春秋》所以被称为杂家，在于吕不韦要求门客编辑诸家成说，所以兼取诸家可取的地方。但尸佼这个人，按照刘向的说法乃是商鞅的门客 [3] ，即便如《艺文志》所言商鞅对他待如师长，恐怕仍然没有编纂百家的能力，假如国家需要编纂百家学说，也应该是由商鞅来做。然而《商君书》却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完全没有兼取多家学说的意思。因而《尸子》这部书便可视为尸佼个人的意见，而非秦国或商鞅的意见。

就当时的时代发展而言，诸子各家之中都产生了名辩学派 [4] ，彼此互相辩论，虽然多半仍然是各守专门之士，却也难免思想趋同。以《尸子》这部书来看，尸佼试图调和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的思想，《广泽》篇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将墨子列于孔子之前，且试图将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视为同出而异名的。其称“义必利” [5] ，与墨子所谓“义，利也” [6] 相同。《艺文类聚》第八十八卷、《太平御览》第三百二十七卷、四百六十二卷、九百五十三卷都引用《尸子》中记载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文辞与《墨子·公输》类似。《广泽》篇又讲：“天子兼天下而爱之，大也”，更将“兼爱”作为治国之道。其于道德上的意见，主张“以德报怨” [7] ，属于道家思想，与儒家“以直报怨” [8] 的理解不同。因此刘向在《荀子叙录》里说尸佼是“非先王之法，不遵孔氏之术”的人，《汉书·艺文志》将《尸子》归于杂家，便是出于这个缘故。

不过，《尸子》这本书是儒家大概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今日诸家辑录的《尸子》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主体部分见于《群书治要》，这个部分是儒家无疑的。不过《群书治要》是为政治作的书，偏重于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所以对于《尸子》当中的杂说引用的比较少，不足为据。而非主体的部分则是广从诸家注解中辑出，有孙星衍、汪继培等人的辑佚文。从这些辑佚文当中看，《尸子》引证的很多资料都是儒家的经典，且不出鲁史的范畴，其对地理的解释可以视为对《尚书·禹贡》篇的解释，对于伏羲、燧人、神农三帝的解释可以视为对《周易》本源的解释。而且这本书当中大量的引证孔子和曾子的观点，主张“仁”、“义”、“智”、“圣” [9] ，与思孟学派以“仁”、“义”、“礼”、“知”、“圣”为核心的“五行”学说 [10] 甚为接近。但《孟子·梁惠王上》明确批评“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为“匹夫之勇”，而尸佼却视“义”与“勇”同义 [11] 。孟子批评墨子“无父”，“是禽兽也” [12] ，但《尸子》却屡次称引墨子，可见尸佼并非孟子的后学。或与之同时，或更在其先，所以与商鞅同时是可信的。他多次称引曾子，重视孝与礼，说：“曾子每读丧礼，泣下沾襟” [13] 、“鲁人有孝者，三为母北，鲁人称之。彼其斗则害亲，不斗则辱羸矣，不若两降之” [14] ，其《分》篇说：“亲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兴也；亲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废也。”将“孝”列于“忠”之前，尤其可见是曾子的一派。又重视正名，称“孔子至于胜母，暮矣，而不宿；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 [15] ，“齐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为乐。将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祸，长子死，哭曰：‘乐乎！’而不似悲也” [16] ，可见属于儒家中的名派。所以我们基本上判断，尸佼应属于是曾子的后学，且《尸子》中所引用的内容偏重于具体化的事例对经书进行解释，属于先秦诸子传说中“说”的部分。所以说到底，尸佼是一个儒家说经的人，只是到了后期的时候用了一定综合的倾向。《汉书·艺文志》说他是商鞅的老师，不知道有什么依据。不过如果他是商鞅的老师，年齿应该长于商鞅，其于儒家的位置当在孟子之前，子思之后。

关于尸佼的籍贯，有楚人、鲁人、晋人三种说法 [17] ，但从《尸子》一说所持学说来看，其多称引尧舜，古史系统多半出于儒家的鲁史系统，而另有一些古史异说来源不明。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古史系统共有三系：一、鲁史系统，以《春秋》、《尚书》及其它儒经为代表，二、晋史系统，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代表，三、楚史系统，以《庄子》、《楚辞》及近来出土的竹简为代表。《尸子》言：“纣杀于鄗宫” [18] ，即商的末代君王纣被杀害于周的首都，且于当时，“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 [19] ，与鲁史系统认为纣王自焚于朝歌 [20] ，楚史系统认为他自缢于柏林 [21] ，而《尸子》之说则在两者之外，当属于晋史系统。所以我们判断，尸佼其人应受晋史系统影响，应在晋国故地长期居留，故其为晋人的说法较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