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课讲解的这篇文章是《呐喊》正文中的第十篇，也就是《端午节》。可能你会奇怪，为什么不讲《阿Q正传》呢？这是因为《阿Q正传》这篇文章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我打算了有时间的时候，仔细阅读、研究一下，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再来讲解这篇文章。

所以我们今天先讲《端午节》，《端午节》对于鲁迅来讲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代表着鲁迅从《呐喊》到《彷徨》的转变，《呐喊》这篇小说是鲁迅对于国民性的研究描述，我们不一定说它是批判，他可能更多地去寻找到身边的一些典型人物，对他们的特征总结、研究以及描述，但是到了《彷徨》时期，鲁迅的文章除了在解剖他人之外，更主要的是解剖自己，包括他的《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和《伤逝》，甚至在《祝福》当中也有一定的自我的解剖。关于这一点只能有机会再说，比如有机会讲到《彷徨》，但是我估计在短期之内——比如在今年或者明年——我应该是不会动这个题目的。

《端午节》这篇文章其实是鲁迅的自叙传，一方面周作人和孙伏园这两位最熟悉鲁迅的人会这么说，另一方面我们从作者的叙述当中，本身也能感受到文章的自传色彩，包括在描绘主人公方玄绰的时候，给他的定位是既当教员又当官僚的人，而这样的人在当时其实并多见，而鲁迅自己正是这种身份。方玄绰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由作者公布了他的人生观：“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都一样”和“差不多”，听起来好像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都一样”，是在糊弄自己，明明不一样嘛，非得当成是一样的，明知道不是而故意当作是；“差不多”，是在糊弄生活，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或者“生活哲学”，不想把日子过得特别明白。但是方玄绰的“差不多”比我们这个解释还要更深一层，他想表达的是“易地则皆然”，也就是我们俗话里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如果你来当官，你也会按照官的立场，官的潜规则使用自己的权力，你也会坏下去，所以谁上谁下其实差不多。这个意见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道理的，过去农民当了皇帝，比如刘邦、黄巢这些人，其实也会对农民压迫，不会代替农民打击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把权力让出去；而在近代史上更是如此，黎元洪代替袁世凯、张勋打倒黎元洪、段祺瑞又赶走张勋，人人自命是民主共和的英雄，其实都是社会的独裁者。鲁迅另外有一篇文章叫《现代史》，里面说：“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人们动辄就指责某个强权人物，指责某一个团体，但当我们指责这个人或者团体的时候，其实坏掉的不是人或者团体本身，而是他们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其实是制度赋予的。

所以方玄绰的分析毫无问题，而且往下分析，就能分析到制度上了。但是方玄绰本身是官僚，所以他不肯去怀疑制度，因为他也不想改变制度。在这个制度里，方玄绰活得很好，要做学问，他有教员的身份，要当官僚，要保证自己的钱财，他又有官僚的地位，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怀疑或改变当前的制度？完全没有必要。直到听到跟他一起做官的同僚奚落教员讨薪的时候，方玄绰才感觉到自己有了一点压力。方玄绰原本以为自己像蝙蝠一样，既是官僚又是教员，现在双方产生矛盾产生冲突，逼着他必须得在两种角色当中选择一个，而他的同僚们显然是把他划分在教员里面，所以他自己也站在教员的立场上，为教员感到不平。但是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这个时候方玄绰其实已经在两种身份里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官僚，认为自己跟官僚属于同一阶层、同一阶级，对教员讨薪持反对至少是不支持的态度。

但官员们在反对教员讨薪的时候，对教员们进行教育或者叫洗脑，这个对方玄绰影响很大。那么这些人说：“教书的要薪水是卑鄙的。”方玄绰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就跟自己的妻子抱怨：“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明明知道也要对你进行压迫。其实不管在哪个时代，教员们始终是最容易被剥削的一群人，原因是教员们不能的直接参与到利益的来源当中，比如不能直接参与销售，不能把自己的知识、本事转化成直接的、能够为政府官员重视的一些钱财收入、经济发展或者是政绩的累积，教员们不能制造盈利，只能通过学生来传播知识，做的是形而上的事情。而官员们做的是形而下的工作，重视的是直接的政绩，自然就会对这些做形而上的、没有政绩可言的人鄙视、压迫，一方面他用道德和情怀来为做教员们洗脑，而教员们的饭似乎也是这群人赏赐的，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和教员其实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教员提供的产品，也就是课程，而他们所做的总是在课程之后的维护、招生、管理工作。分工都不明确，又对教员的工作有天然的鄙视，觉得教员是可以被取代的，自然而然就不把教员是做人，自然就不知道，教员也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了。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他们知道教员其实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教员是凭借自己在教课之外的本事，能养活自己的，教员必须能够独立他们之外，而不依附于任何的一个人，特别不依附这些做形而下工作的人。所以鲁迅在《华盖集》的《通讯》一篇说，既要存学者的良知，又要有市侩的手段，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只有用商人的手段才能够真正的独立，才能够不需要依附别人。

但是抱怨归抱怨，对于方玄绰来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捍卫自己权利，要为自己讨薪。这样有这个决心，是到了自己“不费一举手之劳的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这是因为官俸也颇有些拖欠了”的时候。为什么官俸也会拖欠呢？其实像方玄绰这样的官员，包括现实中的鲁迅，鲁迅无非是教育部佥事，科级干部，算是基层的政治工作者，不是统治阶层，而是统治阶层的附庸，一旦需要随时可以被牺牲，也随时可以被剥削。所以到最后，阶层官员们也参与到了这样一个讨薪大会当中，当然也免不了那些报纸上的人对他们讥笑、嘲讽和谩骂，那么这个时候写方玄绰的心情：“方玄绰也毫不为奇，毫不介意，因为他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的缘故，万一政府或是阔人停了津贴，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句话其实是有道理的，方玄绰和过去一样，讲的都是换位思考的问题，只不过过去换位思考的立场是官员，而这次换位思考的立场是民众。如果从官员的这个视角出发，则一切的政治、一切的政策、一切的压迫都可以理解，如果从民众的视角，那么一切的大会、一切的反抗，甚至是一切的革命，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换位思考没有错，但关键是你选择换位在哪一个角度，为谁说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