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文如其名，文章写的短，事情也非常简单：“我”在出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太太，看到老太太倒地，以为他在讹人，所以就不肯去帮助老太太，而替“我”拉车的人力车夫反而把老太太救起来，送到医院。看到这种情况，“我”便奖赏给了人力车夫一些钱，让警察转交给车夫。事情写的非常简单，是不是鲁迅自己经历的事情呢？我看未必不是。鲁迅要想塑造故事的话，要想表达人性冷漠和下层车夫的帮助，一定会有更加有力的表达方式，而这篇文章的表述方式相对来说更加的生活化。当然，你也可以说生活化的设计，带动人们进入情境也是小说的叙述方式的一种，我也是没有意见的。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弟弟周作人说的，《一件小事》这篇文章“当时也并不一定算是小说，假如在后来也就收入杂文集子里算了，当初这《呐喊》还是第一册出版的书，收在这里边，所以一起称为小说。”我觉得也是这样，但这篇文章可能连杂文也算不上，最多算是散文回忆性的散文，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比较类似，顺便说一句杂文《二十四孝图》也是收进了鲁迅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里的，可见鲁迅每个集子收录文章虽然有一定之规，但也并非严格按照统一标准。

那么为什么“我”在看到老太太倒地的时候见死不救呢？周作人接着有分析——周作人的这本书叫《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呐喊衍义》，一个叫《彷徨衍义》，是介绍《呐喊》和《彷徨》的原型和背景的，对我们了解鲁迅的这两本书很有帮助——在《呐喊衍义》的《一件小事》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说：“在当时这类事情的确常有，特别是老太婆，这样的来寻事讹钱，这是过去社会遗迹，后来也渐渐少有了。”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时候，已经到了新中国建国后，所以总说旧社会不好，凡是不好的都出现在旧社会，新社会这种不良现象就比较少有了。这些话显然高估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其实到了现在，这种事情也是不绝如缕。我当年在南礼士路经过的时候就差点碰到，一个老头差点在我面前摔倒。而且自从彭宇案发生了之后，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了。我之前也分析过彭宇案，我觉得这种事情跟鲁迅当年所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但是我分析彭宇案的时候，更强调的是制度，虽然彭宇确实最后被证明是确实是撞到人，但是当时的法律审判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宣判他赔偿，最后的结果最多是法院蒙对了，而没有任何证据的司法过程，则是对所有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的破坏，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总的来说，我觉得老人倒地不扶，首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其次，往根子上找原因，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决定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再决定道德，这个是我的想法。

但是鲁迅就不一样，鲁迅始终是有一个道德困境，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去往道德上去找原因。因为在鲁迅看来，国民性是社会问题的最主要的方面，所以他在《呐喊自序》中才强调要改变民众的精神。鲁迅之所以这么想，也确实有他的道理，因为当时辛亥革命已经改变了制度，但是在推翻专制之后，民众的思想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信仰专制。所以他看了这么多年的政治，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国民，说到底，鲁迅看到的政治越坏，奴才就越多。这些奴才们对专制进行解释，对专制进行维护。就像我们之前讲《狂人日记》的时候话到的狂人哥哥，以亲人的名义压着自己的亲人，就像《药》中夏瑜的母亲，对烈士不理解，对烈士压迫。专制体制下奴才越多，鲁迅对国民性也就越失望。而鲁迅在对国民性的研究当中，不可避免地把中国的民族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突出的是整体的这个国民性的共性，那忽视的是作为人、作为个体应有的个性。所以当鲁迅把它总结为一个整体，概括成一个典型，那就是孔乙己，就是狂人，就是我们以后要深入讲到的阿Q。《呐喊》的典型概括方法和写作方式，其实就是从共性当中发掘典型，典型当中抽象出人物。

所以鲁迅在这篇文章当中为什么说：“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看不起人说到底是因为他在突出共性，忽视个性，想当然地认为民众都是一样，具有同样的国民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然看不起也看不到个体，而这件小事里出现的未免就让他感受到，所谓国民性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所以他在这样事情中感受到了新的希望。不过他也明白，这样的希望仍然只是渺小的，而且只是一个个例，所以他才用《一件小事》对这篇文章命名。最后他把这篇文章收进《呐喊》，是告诉我们除了分析社会、描述社会之外，还有一些真实的社会是不知道的，是需要我们亲自去走、亲自去看、亲自去理解的，是这个社会的希望。对于这篇文章来说，这个希望就是人力车夫代表的，人对人的爱。

所以当人力车夫把老太婆扶起的时候，鲁迅说：“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所谓“大”，指的是人物形象的大，这个人力车夫可以放大成为一个典型，成为小说里记载的一个侧面，一个小说中的希望所在。过去我们认为这个“大”，单纯指的是道德上的大，车夫的道德比较高，“我”的道德比较低，我们要这么理解其实也没问题，但是我给你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当“我”把一笔铜钱让警察转交了车夫之后，“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怕想到的是以前对于人性的分析，对人性的洞察。“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这个“奖”或者“裁判”，不是一个富人或者阔人对穷人的裁判，而是像鲁迅这样的观察者对于研究对象的裁判。“我”研究的对象本来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都是恶的，结果现在在当中发觉了善。这个善显然应该肯定，但“我”却将这种肯定赋予了一种价值，就是车夫所拿到的钱。“我”真的有资格做评判吗？“我”自己的评判标准或者我评判的视角是不是有问题呢？这是鲁迅提出的思考。

所以“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我”在这几年对文治武力下的社会研究，跟过去的“子曰诗云”一样，都是一些总结性、概括性的东西，都是忽视个体、总结社会的东西，所以这才是说“我”觉得特别震撼的事情。“我”在这件小事当中就看到了自己未来研究社会的新希望，也看到了社会的希望，所以这才是：“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对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偏执的努力而惭愧。“催我自新”，让“我”更新自己的想法，“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个希望是《呐喊自序》中所提到的希望，这个希望也是对于自己，希望自己对于人性有更加温暖一些想法，也让“我”——这个“我”包括小说中的主角也包括鲁迅——对人性更加有希望，而不是绝望。